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
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苦苦纠缠于名缰利锁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传统道教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失为一剂良药。
首先道教让人们内心宁静。
在道教看来，人心浮躁不安、偏激失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欲望的尺度。
处置好之，才能成为“常清常静皎如月，坦然应对世事人”。因此，道教主张“清心寡欲”、“宠辱不惊”。
人作为万物中的个体存在，必须遵循事物运行的规律，树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观与得失相互转化观，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顺应自然、荣辱不惊。
其次道教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名利。
有些人，一生为了名利付出很多。有的人，通过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在成功的另一面，却失去了许多人生乐趣甚至人的尊严。
而更有甚者，虽然努力了，但结果并不理想。
生活中，不必苦苦强求名利，或许是机缘还不够成熟，更不要怨声载道。对于名利，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立场。
只有对名利看得开的人，才会拥有达观丰盈的人生。
再次道教让人们对生活更加乐观。
道教讲“阴阳和合”，即认为事物都有正面与反面，有相互矛盾的现象，也有相互融和统一的方面。
主张看待事情不要执着于一个死角去思考问题，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大尺度的时间来看，任何事情是好是坏并不确定。
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在本质上和财富、地位、权力没有绝对关系。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心态决定，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狱。
要开心，先“开”心，跳出心灵的圈套，钻出并打碎“牛角尖”，会使人感觉人生一下子海阔天空。
虽然韦宝尽量避开谈论朝政，但丁绍轼依然与韦宝聊的挺开心的，没有想到韦宝的知识挺渊博的。
丁绍轼是最清楚韦宝怎么金榜题名的一帮人，虽然不会在背后说什么，但骨子里是瞧不起韦宝这种靠歪门邪道上来的人，靠溜须拍马，靠手段获取了权势的人。
因为丁绍轼这种大学士都是靠科考正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
当然，他们也依托人脉关系，但他们自己不会认为属于溜须拍马，他们只会觉得命该如此，是他们的座主有本事，连带着，便该他们上位。
丁绍轼，字文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生于贵池县一书香之家。
父名旦，岁贡，官湖广衡州府通判。
相传在他出生前，其父梦见一只白鹤飞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
幼时胸腹有七个黑点，联缀酷如北斗星。幼即颖异，善于作文，文不矫揉造作，意赅言简。
性格长益深沉，有气度。
万历二十年，1594年选贡，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十三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年，授翰林院检讨。
丁绍轼的升迁路线几乎与韦宝一模一样，但韦宝比丁绍轼当时的年纪整整小了三十岁。
有时候，丁绍轼自己也会感慨当官要趁早。
包括丁绍轼在内，所有人都知道韦宝是前途无量的。
韦宝即便从现在开始，不依靠任何人，只要不犯下弥天大错，三十岁入阁，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丁绍轼当官之后，先是接母亲到京城生活。
无多时母亲病故，便告假扶棺回故乡安葬，守丧三载。
服丧期满，回京任原职，奉使册封华阳王入楚。
完成派遣任务后，顺道回乡拜谒父母墓，又以患疾病为由在家乡居住两年。
得诏命回京，领取两年供俸。
随即被任命为起居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典福建乡试。
继之又以病假在贵池休养三年。
这三年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以为复职时实用。
并注意留心时政，揣摩国家大事。
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春，朝廷召其还京任职，绍轼以病辞谢，上不允。
天启三年擢宫侍，天启四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绍轼说话声音洪亮，每讲经史及《帝鉴图说》都深入浅出，皇帝听了高兴。
一天，熹宗偶感小疾。
绍轼因《帝鉴图说》有唐明皇遣归方士一篇，就其中清心寡欲，节饮食，慎起居数语委曲陈说。
熹宗为之动容。
又一日，讲“博厚、高明、悠久”《书》义，引高帝事为配合，熹宗称赞曰“诸臣所进讲者，朕率不能晓，独此高鼻，指绍轼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朕能具悉。”
天启五年，1625年春侍幸太学，帝赐坐于堂上，众臣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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