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问的问题是：“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
天启皇帝朱由校提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还非常的精准。
而韦宝韦爵爷的回答却是，可以将海关和水师都交给东厂太监们去管。
韦爵爷的话，可以称得上技惊四座了，任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答案。
因为韦宝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独担心的，最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经济失去控制，钱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师失去控制，养出海上的军方。
韦宝将钱和军队都交给太监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但是韦宝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监只能偷偷揽权，至少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言官们才敢于一个个的跳出来撞墙当忠臣。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
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包括带兵武将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前一个因素决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权利有多大，他感觉到来自文官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群臣。
后一个因素决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算皇帝极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挫败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
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
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
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
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
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太监们可以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势焰在内阁之上。
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
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监们，权力升级，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
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
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
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
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魏忠贤就更加不用说了，炙手可热，权倾朝野。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
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
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
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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