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他不允许单独行动的理由之一。哪怕特训队员三人小组出动，也必须不能单独小组出去，必须两组或者两组以上。一旦遇阻则立刻武装突围，绝不冒着被抓捕的危险。
通过几次行动，他现在对这边的实力有了一些自信。而且对日常在街头执勤的巡捕和租界便衣有了足够的了解。这个阶段里，老任也透露了足够多的内部信息给他。
通常游走在街头的便衣和巡捕，武力值非常薄弱，甚至大部分巡捕只有一只铜哨和一根警棍。但是如果被他们拉到巡捕房里麻烦就大了。
首先往外捞人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在里面必须要过审，白俄还好说，都是在上海长期居住的老油条，新来的同志根本就搞不清楚情况，可以说一问三不知，而他们的证件又是真实的，这种情况下不说他们自己会暴露，还很容易牵扯出老任。
因此才有了低调行事，暴烈拒捕的方针。平时队员们尽量谨言慎行低调行事，只是一旦事情到了在街面解决不了，需要他们去巡捕房那种地方时，就要毫不迟疑的先发制人，保证人员脱身。
事态如果不在当时解决，蔓延下去后果更不可接受。
三十名侦查同志中起码有十名，他计划让老任想办法安插到法租界几个，再利用关系往公共租界安排几个。
混进去的同志就从最低级的包打听或者街面巡捕做起，关键时刻可以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每天都在随身携带的一本牛皮记录本上写写画画，把设想进行记录，在纸上构成相对合理的方案，记在脑子里再撕下来烧毁。很多事情，现在只有靠他自己，以前还有顾楫可以商量，并且给出意见，现在一切的设计都要单独进行，这对他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到达上海之后，他已经从一名单独行动的孤狼式特工，正在形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体系。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体系，是我党在敌后占领区历来从未有过的一个庞大规模。
当然主要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要素。天时，是如今的局势让原本经营的犹如铁桶般的法租界当局产生了松懈，某种程度上，公董局内部悲观情绪严重，欧洲本土战事吃紧，现在是四月中旬，两个月后实际上法国就全面对德军投降。法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德军从1940年5月10日开始进攻法国及低地国家，1940年6月22日投降。
非常有意思的是，法国自从对德宣战后基本没有任何举动，鸵鸟成这样也实在是不可理解。英国人到是很够种，同时期公共租界上的英籍士兵和志愿者都纷纷离开了上海，主动回国参加战争了。
这也是天时之一。公共租界上最大最资深的英国人已经自顾不暇，现在万国商团最大的战力只有白俄联队，其他像美国这种还没有卷入战争国家的联队，在上海都只是打打酱油，既然处在这个商团里就必须要尽到义务。比如乔纳德和他的手下，接受任务也不含糊，只是他们也绝不可能在异国他乡和中国游击队进行死磕。
这到也不完全是他们贪生怕死，美国人虽然天性散漫，却也有着悍勇无畏的传统。只是一方面觉得不值得，还有就是他们对战争失败被侵略的中国人，有着天然的同情弱者的心态。
至于地利，则不用说了。身处法租界，而实际上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蒲素他们融入这个环境非常方便。顾楫之前在这里所做的铺垫，以及老任的职务，都给了他们天然便利。白道和黑道都在掌握之中，起码在法租界内一路畅通，行事非常方便。
最后的人和，蒲素目前刻意回避和国人进行接触。相处的都是白俄，反而是他最大的人和。随着封闭社区形成，白俄的武装队员以及商业人员都被归纳进了体系。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联合体，也就是形成一体，利益和生死与共，容不得双方产生其他什么心思。
比如挖掘船坞，白俄全体出动日以继夜的进行施工，反而把蒲素那些同志当做来帮忙的兄弟姐妹，热情有加。
因为阿廖沙明确告诉了他们，这个船坞是用来以防万一转移他们和所有家属的。而建造中的船坞可以容纳出海的货轮，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有开到外海逃离这个国家了。
好日子已经过上了，再回到过去那样浑浑噩噩缺衣少食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了。而且优厚的福利制度和现在强大的运转能力，也让他们感觉到了体系的强大。人多好办事，只要阿廖沙愿意牵头，他们是决意一条道走到黑的。大不了拍拍屁股上船，带着老婆孩子跑出去也未必是坏事。
商会有自己的家具厂，正在进行逐户测量，升级换代家具。而萨沙父亲的裁缝铺也培训了一批白俄妇女，从商行里运来的面料开始在要塞的加工车间里定制体面的摩登时装，然后对社区平价供应。
这些白俄在祈祷时感恩上帝和圣母的同时，压根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所有在他们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之浴血战斗，拼死反对过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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