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1月8日上午11时，谭宝义和平福昌又被送回给加登田少尉。并被押至日本宪兵队监禁。随后，这两位军统特工被日本宪兵总部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破获陈箓谋杀案和制止汪未经被剌，是日本反间谍工作的胜利。这一胜利还体现在1939年10月初，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特工围捕了其他几个军统特工组上。
10月5日，上海的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领事警察在经过数月侦査之后，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谭宝义和平福昌，还有另外10多个被控参与多起暗杀（包括1939年6月18日毒死日本总领事）的军统特工。
当时，日本人及其中国通敌分子在歹土的恐怖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陈箓谋杀案的结束及汪精卫行剌阴谋的破产，也是极司非尔路76号的胜利。由于逮捕了许多人，包括重庆派来剌杀汪未经的另一组秘密特工。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维新政府负责特工的丁末邨、李事群等人表示了信任。
因此，当李事群嗣后在秋天访问东京时，遂得以吹嘘说，他已经摧毁或彻底破坏了整个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军统机构。“我们用左手消灭了蓝衣社，用右手击倒了cc系”……
然而，据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说，“76号”本身也得对某些暗杀活动负责。
其中包括1939年12月12日，对中国妇女职业联谊会主席茅丽瑛小姐的残忍谋杀。谋杀茅小姐的凶手有五个人，他们用手枪与警察交火.后来被驱赶而退入了极司非尔路76号。
工
部局总办费利浦自己也遭到枪击，他感到只能求助于领事当局了，遂写信给时任上海外国领事团团长的意大利总领事内隆(L?Neyrone)司令。他在信中对以“76号”为大本菅的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特工总部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他说道，这一组织，营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胁了上海的和平与秩序。它由500名特工和武装警卫组成，七个分部遍布全市，每个分部有10到20个成员。
费利浦认为，如果不对这一组织加以约束。则新设想的沪西警察部队能否给歹土带来新的法治和秩序，是颇可怀疑的。
恐怖活动的问题之一在于其不分青红皂白，日本当局一直对“猖狂”袭击“与日本事务有所关系的华人之生命”的行为表示关注。然而，正是1939年12月10日由他们属下的“76号”分子挑起的“斗殴”事端，使得这一局势更为恶化。
那天傍晚6点钟，手持步枪的几名男子在外滩试图拦截一辆小汽车。而车上却装着海关收到的正要送往横滨止金银行的17万元，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发给周佛海的基金。
在抢劫企图挫败之后，一个劫匪便试图取道九江路。他向三井银行的门卫们开了火，结果自己被击倒。另一人则想夺取四川路上的一辆出租车，在和平饭店外展开了枪战，结果却被制服而擒获。
在这场交战中，一名工部局警务处的印籍巡捕、两名华人、一个瑞士籍报馆雇员和两名日籍银行职员都受了伤。
11日凌晨0时40分，日本宪兵司令三浦少将由两位穿制服的日本官员陪同，来到工部局警务处，会见了处长包文。包括领事巴特里克在内的这次会见，一直持续到清晨4点。
三浦将军“精神十足”地讲话，他说道，假如工部局警务处在下个月再不将亲重庆的武装活动镇压下去，那么，日军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处长包文立刻问这位铁青着脸的日本宪兵司令，这是否是传达给美、英国防官员的警告。
就在此时，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赤木（当然，他被委任此职，是旨在代表日本帝国在工部局警务处的利益）则小心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解释道，日本宪兵队不希望采取冒犯行动，但是他们受到军事当局的强大压力，要求其有所举措。
此时，稍稍平静下来的三浦将军肯定地告诉包文道，东京曾指令他要汪未经放弃在上海的反重庆暗杀行动。巴特里克领事便建议道，作为响应，如今倒是个机会，即与美国大使一起建议重庆的中国政府制止上海的恐怖活动，以维待和平与秩序。
东京的美国大使也提请日本政府关注此事，奉劝他们清除在汪未经指挥下的“76号”的特工总部的歹徒。包文处长谈及此事时指出，试图抢劫海关钱款的罪犯，与极司非尔路上受日本人庇护的一家赌场有关系。
我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实：我在最近一年半中，曾经反复预先警告日本宪兵队，谈及赌场、鸦片馆，以及极司非尔路76号、星加坡路22号、亿定盘路35号和其他地方的职业杀手的危害性。
不管怎样，约翰逊大使在5月14日向重庆的中国外交部长表达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对此事的关注。他说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它对爱国者的影响力，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这类事件只会搅乱上海的局势、部长答应与军方交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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