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常凯申精心安排布置的一个地方，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李广元是从詹国强那里知道的，詹国强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那边，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特务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李广元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那边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
李广元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常凯申说的是真话，因为常凯申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李广元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上级。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老街。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常凯申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李广元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常凯申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卫队高级总队长交给詹国强私人司机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司机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詹国强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詹国强拆开了这封来信。
卫队司令
回国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北边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同盟国和我们一样，也为北部有可能建立共产党政府而感到担忧。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共产党，在共产党领袖们和莫里斯·多列士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延安的通道。这样一来，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地带”。
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吴玉勇，顺便说一下，他的母亲是个日本人，她是亲日分子、但反战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但对我来说“日本”和“国民党”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他夫人身上的亲日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认为吸收吴玉勇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决定之后，吴玉勇就开始通过对外的渠道向哦们提供消息，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使西方能在共产党成为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而且我还认为，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准吴玉勇进行以下的活动：据76号的情报说，党卫队的一名尉官和一些共党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局势已无可挽回。
吴玉勇在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将近清晨的时候，吴玉勇醉醺醺地对别人说，他对这场可憎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事后的第二天，吴玉勇在与日本领事谈话的时候说，如果有人谈到战争可憎，那就是说，大多数也是这样想的，而整个北部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全部国军的命运都掌握在詹国强的手里。周呼海过去曾是美国‘凯尔维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是广为人知的，尽管他一直支持汪伪政权。同时，他的岳父是一位与英法资产阶级都有联系的大银行家。吴玉勇谈话使特务掌握了足够的把柄。于是他把吴玉勇请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得到的诋毁对手声誉的材料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足可以马上把你送上绞架了”他对吴玉勇说，“你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老老实实地为日本人做事。而在这场斗争中外交的，看不见的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吴玉勇已经同意为我们效力了
第二天，吴玉勇遇到日本领事，对他说，只有在国民党的卫队首领詹国强可以拯救北方，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说，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自然，事情就会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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