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王巨也无所谓，权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况且这些船只的打造，也会为三州府带来许多商税。看到钱了，大臣们也就不吭声了。
另外又准备了活动夹舱。这些都是货船，非是客船，而且在海上，想建造一艘有三四层船楼的客船航行，那个风险无疑会更高。其实这个活动夹艘，便是在船舱中间做一层坚固的夹板，船舱还是以前各密封舱，不过从中间一隔为二，这样就会多装载一些百姓。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象后来西方人贩运奴隶一样，将人一起关在船艘里面，不顾其死活。那么一艘六七百吨的海船又能装载一千多人。王巨能这么做么？
然而涌向南方的百姓越来越多，特别是王巨做了一件事，导致了更多的百姓向南方流动，那就是带铜回来。
朝廷终于派使者来过问。
但王巨种种做法也比较及时，第一三司还指望着王巨规劝海商们将余下的两百多万石粮食弥补上。
第二便是铜与铁。
特别是铜，宋太宗时官府给的官价是每斤一百二十文，这时达到一百五十文，到了元佑时是两百文，北宋末年是两百五十文。
其实北宋时铜产量也一直在激增着。但一直缺乏铜。主要原因就是铸钱，钱币外流严重。加上本身庞大的经济，导致铜币不足。其二便是虽然赤贫户在增加。可也有许多百姓收入同样在增加，需要各种器皿，包括铜器。然而因为官府禁止百姓买卖铜，于是导致铜器高昂不下。一些胆大的百姓销铜币制器，往往十两铜铸器后能售得一贯价钱。
宋制是十六两制度，十两只有三百几十克，一个铜钱重达三到五克，不过里面含着不少的铅或锡，大约销一个铜钱能得一克多铜，也就是销掉近三百个铜钱，治器后便可以换得一贯钱。一贯钱是七百多文，整整是一倍多的利差。
不过这是毛利，还有手工的成本……
但就包括手工成本，毛利也是十分惊人的，所以朝廷屡禁不止。
另外一个原因，便是许多百姓将铜钱收藏在家中，不能产生流通。
于是铜产量激增，包括使用了火药开采技术，这个铜价还没有降下来。倒是铁价格渐渐稳定了，不然铁价也在缓慢上升中。
因此宋朝一直缺铜。
船队这次就带回来大半船铜锭，不是捐给朝廷，而是海外移民所得的薪酬与收入，然后用铜计算，由船队带回，再用官价交给各市舶司所在的邮驿，这是官价，实际民间价格不止的。特别是王安石放开了铜民间禁买卖后，铜价每斤是在两百五十文以上，有些地区能高达三百多文。原因很简单，销币为器，得先将币重新提炼，再铸器，现在得到了铜，等于省了一道繁琐的手续。因此比铜币还要贵……
总之，这是一种畸形的货币政策。
另外再由邮驿折价，以铜币或布帛形式交给移民在内陆各地亲人手中，邮驿又得到了一大笔手续费。大半船铜锭，近八十万宋斤，等于变相地又替朝廷带来了十几万贯收入。不过这昂贵的“邮费”，让王巨越来越肉痛……
然而站在朝廷角度看，这些都是良心海商哪，朝廷好意思掣肘么？
但就是这次“寄款回国”，导致更多的百姓盲目地向南方流动。
数量太多了，朝廷便过问了一下，也只是过问一下，好处太多了，虽然有些人认为王巨这么干不对，但他们也不知道当不当反对。
王巨便答道，男女老少合在一起，计达十九万五千余人。实际上呢，是近三十万百姓。而且王巨又派人去浙东数州，江南西路暗中放出风声，说泉州那有急需要各色佃农工匠，待遇高，用此动援他们涌向泉州。
海外人口需要量太大了，仅靠泉州附近数州军的贫困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所有赤贫户抽走了，各个大地主大和尚们怨气会更大，当这个怨气累积到一定地步，即便王巨恩威并用也不行了，所以也要做一些退让。因此王巨便派人煽动这些百姓一起涌过来，涌得多了，问题也多了，即便迁走，大家反而举手赞成了。
不过朝堂上不是没有聪明人，所以这时，王巨明知道不大好，也只好闷声发大财了。朝堂上的事，由着这些大佬们勾心斗角吧。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到说话算话的时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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