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大约的账目，对于张方平来说太简单了。
就象第二道诏令，当然，一下子就将他以前所说的西川免役之苦解决了，可这是用钱来解决的。朝廷拿出四百万新贯，相当于五百余万旧贯。而原先朝廷每年宽剩钱就接近了五百万贯，一进一出，朝廷等于损失了一千万旧贯。
还有呢，青苗贷没有了，又是近四百万贯的损失。
房宅税没有了，虽然这个少，只有几十万贯，然而实际不是几十万贯，朝廷免了，胥吏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面伸手了。或者直接于官府账目上造成透支，再加上未来一个官房租赁、牛租赁收入，这两项弄不好。就会造成三四百万贯的损失。
户等下降同时还对两税也会产生影响，至少会造成五百万（束石匹两贯）以上的损失。
好了。简单地算一下，两千多万就没有了。
无疑，百姓会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然而国家需要支出的，这边放了，那边就紧了。如果银行司的收入跟不上去，那么只好认真的执行齐商税，如果真的认真执行这个齐商税，等着闹吧。
“张公。请用茶，”王巨将琼娘沏过来的茶递给张方平。
张方平呷了一口茶，又道：“子安，齐商税可以，但切莫太认真。”
王巨对张方平是用尽量回避的态度，不过王巨也想错了一点，那就是张方平与司马光富弼他们关系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庆历新政时，张方平同样是一个独行侠。
因此这次富弼之死与富弼那封信闹得这么大，张方平呆在应天府吭都没有吭一声。
王巨说道：“张公。你认为我有能力太认真吗？”
“请详说。”
“我先说前段时间那些乡绅，以我之意，最好将其一半人斩杀。以惩戒天下高利贷恶商，然而最后呢，如果不是梁焘利用富公那封信将我逼到极致，甚至这些人我打算一个不杀，以至黄中丞都对我有了意见。”
“你是说到时候会震慑一下，尽量的齐商税？然而也不妥啊，仅是震慑，还是征不到商税。如果是认真的……”张方平没有说下去了，王巨懂的。
想靠震慑。不管用，但认真地执行。等着闹吧。
这也说明张方平是有备而来，说不定他在家为此琢磨了许久。
“是啊。所以看上去很难，包括介甫公，他都敢执行方田均税法，也不敢碰商税。”
“你知道就好。”
“但也无妨。”
“哦，说来听听。”张方平好奇了。
他可不相信王巨能解决这个难题。
“张公，为何我在诏令里写着紫钞？我将行商的对象甄别一下，各州县的中小商人，他们是如今征商税的主要对象，各州县的大商大贾，这些商贾在本州县内，无人敢征，但去了外州外路，有点不大好说，真正的权贵外戚与士大夫，那是在全国之内，没有任何场务敢向他们征税的。中小商人问题不大，各州县的大商大贾也勿用害怕，为什么他们敢冠冕堂皇的逃税，主要是逃税的人多了。因此最主要的就是权贵外戚士大夫！”
“王子安，这也是最麻烦的。”
“嗯，张公，我说一件事，你是景佑元年录取的进士，那时候的物价与现在的物价相比如何？那时宋朝的经济人口与现在相比如何？但为何商税一直停滞不前？若稍稍加重，各小商贩立即怨声载道？实际原因简单，也就是逃税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商贸交易数量在增加着，甚至与景佑年间相比，翻了两倍，然而略一增加商税，只能增于中小商贩身上。这个趋势好吗？”
张方平无语。
只要王巨不胡乱敛财，又能讲出一个道理，他也不会蒙蔽良心说不妥的。
“但这个外戚权贵（不一定是高曹二家，包括驸马郡马以及宫中贵妃嫔的娘家，还有一些功勋后代）与士大夫却是最大的麻烦，故此我授意紫钞，税赋减半。与士大夫相比，他们不在乎名声，反正我朝对外戚限制得比较严格，不可能位居高官了，况且同样的一件瓷器，若是平民百姓，胥吏可以定价为一贯钱，然而是权贵外戚的，说不定只能定价六七百文钱。不过就是这个一半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的税赋，他们也未必想交。然而这个不要紧，如果我暗中让人放出风声，让其他商贾交纳一些钱帛，挂于他们的名下，那会是如何？”
张方平眼睛一亮。
他会意王巨意思了，如果有人出钱帛挂于他们名下，那么他们等于还是免税，或者仅交少量税赋，那肯定不会太反对了。
至于朝廷的商税，也没有损失，能与这些贵主们走到一起的，若是在以前，那个场务敢征税？
至于这些人心中会不会有怨气，那不用太在乎的，况且现在给了他们一条同样轻税的路子。那么只要交了，那怕就是一半或三分之一，也比以前什么都不征强哪。
外戚权贵这一节难度渡过去了。
“再如士大夫，表面上看士大夫好名声，不碰利字，更不会将这个把柄留给朝廷，因此必然反对，实际不然。我同样打一个比喻，就象富公，他有兄弟六人，聚居者三人，富公三子，富鼎三子，富奭三子，大半以恩荫为官。重点培养者可以不碰这个腥气，非重点培养者，即便将自己印章盖在证明上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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