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
“臣犯了错误，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将功折罪。但回来了，如果不能振兴军旅，不能主持好国事，那么还不如不回来。但想做好这两样，又是戴罪之身，就必须要陛下给予臣之信任与支持。所以这不是拿捏与观望，但淮阴候那分明是拿捏与观望。甚至有反意，所以看似相同，性质却是截然不同。”
“哦。”赵佣嚅嚅一声。
赵顼表示晕，俺儿子还小呢，你说这些他能听懂吗？
王巨当然知道赵佣还小了，不过现在说了，总会留下一些应象的，但自己走了，谁会说得这么透彻？
“殿下，我们还是来说汉初的历史。有人说，汉高祖什么也不会。只是用好了韩信张良萧何，就得天下了。或者说仁宗什么也不会。只会做官家，就是一个好官家了。这话说得不对的。仁宗不仅是好官家，同样还有着高明的御臣之道。汉高祖也是如此，臣就来讲讲这个御人之道……特别是汉高祖，内治不如萧何，谋策不及张良，武功不及韩信，乃是真正的以弱御强之道。”
“当然，他的情况特殊，但做为大宋的天子，不必要象祖宗那么辛苦地打江山了，更不需要上前线亲自战斗。但同样也要掌控这个以弱御强之道。臣先说我朝的，再说汉高祖的。”
“我朝最好的例子就是仁宗，别人不说，我只说吕夷简吕公，吕公之动操有术，以及霸气，岂是韩公、文公所能比拟，然吕公终其一生，没有对大宋形成危害，相反的却是兢兢业业。仁宗如何御之？那就是利用范文正公他们对吕公的弹劾，实际这些弹劾有时候很不对的，不过仁宗正好利用之，在吕公权利达到巅峰时，贬出朝堂。但这不是等于不用了，而是将其手中的权利打压下去，不久便再度启用，因此看上去吕公同样也是三起三落，实际仁宗一直对其重用。所以才有了仁宗前期之政治。”
赵顼额头上冒汗了。
吕夷简对于宋仁宗，王安石对于赵顼，且看赵顼是如何用王安石的，完全是推磨杀驴！
“我懂了，也就是不断地平衡。”
“殿下，也不是简单的平衡之道，实际无论唐朝的三省制度，或者祖宗的大宋制度，已经包含了平衡之术。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陛下现在将三省制度捡了起来，但还包含了两制官再次审议，以及枢密院对兵尚的掣肘，等于是叠加了这个平衡之术。所以进一步地平衡，弄不好反而矫枉过正。”
“因此平衡之术，对于我朝来说，已经不是高明的御臣之术了。真正高明的平衡之术，便是合理的流官制度。宰相无能，当立即贬退，腾出位置让贤良大臣担当宰执。但有能力了，便不能因为小错或者言臣的一些风闻，便将其黜退。因为一个政策，想短时间得效几乎是不可能的。故此，最少给宰执三到四年，甚至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保证这名宰执政策得见成效。如果轮流过于频繁，则往往会造就宰执不作为，或者无法作为。”
“但这有时间的，如果时间过长，某名宰执一直位于首相之位置，无论大宋有什么样的官制，因为人脉会向此名宰执倾斜，便会产生权臣了。比如韩公对于陛下，还有文公富公，皆因为资历太深，宰执时间太长，反而成了陛下一番作为的最大掣肘。这还算是好的，若是唐朝那种制度，便容易产生李林甫那样的奸臣了。”
“太保，可我朝王旦王相公担任宰执时间同样很长……”赵佣大着胆子反驳道。
“所以我对王相公一直很推崇，但实际是王相公性子温和，是谦谦君子，因此时间虽长，并没有形成大宋的危害。实际他同样因为时间久了。反而不敢奋进，因此真宗封禅，他不敢进言。故临终前，愧疚万分。”
“那什么时间最为合适？”
“象王旦相公那样的谦谦君子。时间最好不能超过十年，象我与韩公这样激进的大臣，时间不能超过六年，但不能低于三年。但还有一条，三年之内，必须拿出一条利国利民的大举措，无论是房杜李沆那样悄无声息的举措，或者介甫公与我这样奋进的举措。最少得拿出一条来。当然，想做到房杜李沆那样悄无声息地就将国家变革好了，那是很难的，而且立国越久越难，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加深，没有举措便罢，一有，必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所以立国越久，推出大的举措。就会产生更多的争议。”
“但作为宰执，不能以国家利益收惠络人心之，即便有争议。只要不激化严重的矛盾，就必须要实施下去。如则不然，这名首执必须更替掉。如有，那就可以象臣所说的，给予六到十年的首执。如是大才，则不能给予六年时间，而是最好三四年就要外放。”
“咦，”赵佣奇怪了，窗外的赵顼也奇怪了。
“比如仁宗对吕夷简。三到四年首执，即找一个理由外放之。再过两三年，重新启用。殿下，明白臣的用意吗？看似外放，实际是一种变相的保护，否则时间任久，要么以国家利益而收买人心，比如仁宗晚期用了韩公与富公等人，外界声誉是极好的，可是国家产生严重亏空了。要么就会将权利收拢，产生权臣，当然，其他士大夫肯定不乐意了。所以外放三四年外放一次，反而是一种保护。这样，没有那一个大臣手中能握有太多的权利，就不会有权臣产生了，即便奸枭之辈，伪装得再好，他也不可能危害国家。这就是仁宗的以弱御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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