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后世 2016 年的时候，一部名为《华夏梵高》的纪录片火遍全国，里头那位被镜头聚焦的主人公——赵勇，就是从大芬村里走出来的。镜头里的他，普普通通，脸上带着那股子说不出的疲惫，却又透着点难以言喻的自豪，现在想想，或许当时他就已经对命运有了几分认命般的坦然。
话说 1996 年的春天，天气还有些乍暖还寒。那时的赵勇还是个在陶瓷厂里抡着画笔的小工，每天灰头土脸的，手指头缝里都是瓷泥浆。那天他从工厂出来，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嘴里叼着根五毛钱一包的香烟，正琢磨着这个月的工资怎么才能撑到发饷那天。
正巧路上遇到了同乡老李，两人推着自行车并排走，老李神神秘秘地凑过来，眼里闪着精光，问他：“哎，小赵，听说大芬村那边油画特赚钱，一幅画能顶咱们这儿大半个月的工钱！”
就这么一句闲话，像一颗石子儿砸进了赵勇心里。他愣了一下，自行车龙头差点没握住，脚下一顿，烟头掉在了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眼睛却亮了几分。
油画？那玩意儿在陶瓷厂他倒是偶尔见过，脏兮兮的画布，颜料的味道刺鼻得很。可同乡老李那兴奋劲儿，让他心里直痒痒。
第二天一早，赵勇天还没亮就起来了，把几件衣服塞进一个化肥袋子，又揣了几块干粮和水，蹬着自行车就往大芬村赶。村子不大，但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大多背着画架和颜料箱子，一看就是搞油画的。他心里有些忐忑，却又有种莫名的笃定，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为他准备的。
进了村子，他人生地不熟，只能到处打听。好在老天不负有心人，没两天就让他找到了个愿意收留他的画室。那人姓张，是个老师傅，看了眼他递过去的画样——几张在陶瓷厂画的样品，点了点头，“还行，不算白来。”
很快，赵勇就上手了。他发现油画这东西，讲究的是色彩和光影，跟陶瓷上的那些一笔一划的图案完全不同。刚开始他画得一塌糊涂，不是颜色配不对，就是光影处理得太生硬。但好在他有基础，慢慢琢磨，再加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没过多久就成了画室的“成手”。
也是赶巧了，那时候外国的油画市场正火热，而梵高的画，尤其好卖。赵勇听人说，只要画上梵高的画，就能卖出个好价钱。他心里盘算着，与其画那些自己看不明白的名作，不如专攻一个系列，好让自己快点出头。于是，从那天起，他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梵高。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赵勇每天醒来就是面对画布，从《鸢尾花》到《向日葵》，每一笔，每一划，都像刻进了骨子里。起初，他也得对着梵高的原作照片，仔细研究色彩和笔触。渐渐地，那些画作像是刻在了他脑子里，不需要照片，不需要参考，他就能在空白的画布上自由挥洒。
根据后来纪录片里赵勇自己回忆，这二十年里，他压根儿就没关心过梵高到底是谁，什么流派，甚至没看过一眼真正的梵高原作。他只知道自己画的这些画，有人抢着要，能换来大把的钞票。
最夸张的时候，《鸢尾花》和《向日葵》这两幅画，他自己就画了两万幅。《华夏梵高》的导演问起这个数字时，他还略带尴尬地挠了挠头，“记不太清了，反正很多很多。”
到了拍纪录片的时候，赵勇对梵高的画已经熟悉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镜头里，他拿起一支画笔，无需起草，直接在画布上挥洒，那动作行云流水，仿佛梵高的灵魂就附在他身上。
订单最多的一天，他几乎可以画十幅梵高的画——从早到晚，笔耕不辍，画布上的鸢尾花和向日葵堆叠如山，房间里弥漫着油画颜料的浓烈气味，而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直到夜幕降临，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赵勇因临摹梵高画作的技艺日益精进，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名声渐渐响彻大芬村乃至更远的地方。口袋里逐渐充盈起来的同时，他的心中却悄然萌生出一丝异样的渴望——那个被他反复描摹了二十年的名字，梵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的思绪翻涌，像是画中未干的颜料般在心头晕染开来。终于，攒够了积蓄的赵勇咬咬牙，瞒着同乡，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荷兰的飞机。一下飞机，那股弥漫着艺术气息的异国情调便扑面而来，可赵勇的心却悬在半空。
他直奔阿姆斯特丹的画廊，心中预设的画面是：自己的临摹之作与真品一同挂在高高的橱窗里，供人观赏、赞叹。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大芬村引以为傲的大量临摹作品，竟被随意地摆放在博物馆门口不起眼的纪念品店里，甚至混杂在一些廉价的风景油画之中。
那些他耗费无数心血的作品，在这里竟显得如此廉价，无人问津。这巨大的落差让赵勇感觉胸口像被重锤击中，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却依旧无法缓解内心翻江倒海的酸楚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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