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之所以支持袁崇焕坚守宁远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蓟镇。蓟、辽两镇毗邻京师，是帝囯的咽喉。如果蓟、辽失守，敌军将长驱直入，直奔京师。
孙承宗在巡边时，发现九边中蓟镇的兵饷最低，战斗力最弱，军备最松驰。
“旧兵之有知者心当自明，惟是各边之饷蓟门最薄，宣大粮册三等，即最下者不下六钱五分，蓟门何敢望焉。”
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在九边中的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问题是防线太长了，大小关隘一百九十处，敌军只须攻其一处，便可入侵。
虽然如此，但蓟镇近期以来并无战事。这主要是和外围的蒙古朵颜三十六部密切相关。
朵颜三十六部的位置很重要，上接邻内喀尔喀五部，下环绕着大夏的蓟镇边境。也就是说，要进攻蓟镇，就得从朵颜三十六部的地盘上穿过。
蒙古朵颜三十六部先身叫朵颜三卫，历史上和大夏渊源深厚。自蓝玉在贝尔湖击溃蒙古主力，朵颜三卫便归降大夏。到永乐期间，朵颜三朵与大夏王朝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与大夏王朝时好时坏。
而现在朵颜三十六部和大夏相处的不错，愿意出兵帮忙守辽东。大夏朝廷之所以坚持让年近八十的王象乾担任蓟辽总督，看中的就是王象乾和朵颜三十六部不少贝勒关系很好。
但此一时彼一时。今天朵颜三十六部是大夏的盟友，明天也许是大夏的敌人。孙承宗担心的就是敌人绕过八里铺新城，通过朵颜三十六部，进攻防守更薄弱的蓟镇。
这样的话，就算八里铺新城修得再固若金汤，也无济于事。因此，孙承宗主张把防线前移到宁远，让辽西南走廊多出来二百多里的战略纵深。
“道臣有宁远之说者，夫守莫先于险厄，宁远山势合抱不过数里，形如葫芦。诚得信臣精卒，荷戟守之。可以塞暗袭蓟门之路。”
然而，真正坚不可摧的防线，既不是八里铺，也不是宁远，而在于人心。
王在晋经略辽东仅四个月。在这期间，王在晋还推荐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又加调拨福建水军给他。毛文龙也不负王在晋厚望，以朝鲜义州为据点，沿着大金、朝鲜四百里边境，通过鸭绿江上岸骚扰大金。
这让大金不得不加派兵力驻防，也减轻了辽东正面战场的压力。
根据《满文老档》的记录，天启二年六月，毛文龙对凤凰城、汤山、险山等处，进行了军事行动。“凤凰城、汤山、险山三处守堡具奏，毛文龙遣人乘夜前窥探，请遣千兵前来。汗命副将额克兴额，率兵二千，于十八日前往。”
天启二年八月，大夏皇帝同意孙承宗的请求，任其为督师，督理关城及蓟、辽、登莱、天津事务，成为第八任辽东分公司总经理，同时又任阎鸣泰为辽东巡抚。
但此时，不但是辽东的形势恶化，整个大夏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锐化，形势已危如累卵。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不久后，徐鸿儒在山东巨野揭竿起义，自称中兴福烈帝。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当地农民争抢投奔徐鸿儒，起义军迅速发展到10万人。
接着奢崇明在四川永宁反叛，自称“大梁王”；安邦彦在贵州水西反叛，自称“罗旬大王”，周边响应者纷纷。一时间，三王并存。
三股反抗中央皇权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了大夏王朝的实力。而战火纷飞的地区更是一幕人间惨剧。
在叛乱中，贵阳被围半年，城中无粮可食。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
几个月后，荷兰人入侵澎湖，又爆发了澎湖之战。全国乱成一团粥，亡国之苗头已经出现，根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向辽东输血了。
山东巨野、四川永宁、贵州水西之乱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澎湖之战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澎湖之战的起因是大夏的闭关锁国政策——海禁。大夏开国以来，海禁便是大夏的基本国策，只许官方朝贡，不许民间贸易，只不过有时松，有时紧。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海禁松时，沿海官吏和走私集团中饱私囊。海禁紧时，民间海外贸易便走上武装走私之路。
嘉靖年间，以日本武士、浪人为主力的倭寇之乱长达四十多年，直到戚家军的横空出世，才被基本肃清。
早在万历年间，荷兰商队代表就向大夏朝廷请求开市，进行通商，但被拒绝了。天启初期，荷兰商队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还向福建巡抚献上荷兰大炮作为礼物。
“红夷目高文律藉通事洪庆宇为好言，献其大铳二门，小统五门为质，求互市。”
荷兰人请求贸易的目的在于谋求暴利。以丝绸为例，在大夏沿海收一百斤丝绸不过五十两，光转手卖到日本价格就高达五百两，倘若卖到欧洲贵族手中，那更是一本万利。
自古以来，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金属制品一直深受海外富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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