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努尔哈赤闻之大怒，质问额亦都：“我让你守护我儿子莽古尔泰，你本应率军随行，为何避战返回，让我儿莽古尔泰陷于险地？”额亦都无言以对。大金执法官拟定额亦都死罪。努尔哈赤念其功，免其死，只是削去额亦都以前的战功。
而额亦都这种例子，在朋党之争的背景下，大夏是完全做不到的。大夏实行的是重罚轻赏，功不抵罪。基本上，大部分辽东经略的死相都非常难看。
而且，大夏的赏罚制度是比较混乱的，大夏皇帝很多时候赏罚不明。
吏科右给事中汪庆伯曾吐槽当时政治生态，“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无以治天下”。
三是极为注重拉拢异族领袖。大金崛起之后，虽然与蒙古之间也爆发了很多次战争。但大金对蒙古贝勒始终是拉拢为主，军事威胁为副。对汉族将领也是如此。
所以，大金军队自从广宁大战之后，蒙古人和汉人的占比是非常之高。
天命七年四月，《满文老档》记载，“岫岩口遣诸申兵一百，汉兵一千；黄骨岛遣诸申兵三十，汉兵五百；金州遣诸申兵三十，汉兵五百。”
天命八年四月，《满文老档》记载，“凡军旅出行，于大兵之前设兵二百，以智巧有谋者之二人为主将率之。于二百兵前，设诸申十人，蒙古十人，合共二十人。此二十人内，派诸申二人、蒙古三人，共五人为前探。
若见敌兵，五人诱敌至二十人处，二十人诱敌至二百人处。二百兵之领兵主将视其敌可破，则破之，若不能破，则集众谋之。”
从大金部队调防记录中可看出，除了军事重镇外，大部分城、堡还是以汉兵为主。而在哨兵中，蒙古兵的占比已超过女真兵。
而在大夏这边，虽然多任辽东经略、巡抚，蓟辽总督都主张拉拢蒙古，但朝廷对蒙古的态度始终是半信半疑。这也让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与大夏无法形成真正的攻防联盟。
四是更注重甲、盾、弓、马。虽然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时已有火炮、火枪，但是数量很少。直到拿下沈阳、辽阳、广宁，凭着大夏送的大量火器和军工坊，火器才逐渐在部队中普及。
天命八年四月初一，努尔哈赤规定，每百人甲兵，配有大炮两门，小炮22门，火枪43枝，盾车四辆，云梯一架，凿子（挖城墙专用）二把。
但大金军队的火器化还是遇上瓶颈，那就是缺乏制炼硫磺的工匠。努尔哈赤曾下谕，“若有做金线、硫磺之人，当荐之，其人亦至宝也”。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天命八年六月十八日，《满文老档》记载，“因汉人纪达色炼硫磺献来，赐千总之职，并赏缎三疋、毛青布五疋、银十两及蟒缎衣服、帽靴等”。
在兵力方面，《满文老档》只记录了天命三年进攻抚顺时，征用兵力十万人，其中甲兵多少不详。后面再无兵力方面的记录。
但随着吞并叶赫女真，陆续收编了大量的蒙古兵和汉族降兵。到了孙承宗督师期间，估计大金总兵力应超过（包括牛录兵）二十万，远超大夏在辽东的实际兵力。
但是在实战当中，影响胜负的往往是部队中的精锐军士。李成梁当年威镇辽东时，所依赖的主要是三千家丁。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也写道，“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
大金八旗军之所以屡屡攻城掠地，主要还是靠待遇最高、装备最好的白甲兵在前冲锋，攻入城头。而这些白甲兵，巅峰期也不过数千名。
虽然柳河之战双方兵力并不悬殊，如果城中有白甲兵的话，被打败也很正常。但细想其过程，还是爆露了大夏部队的很多问题。
一是得知皇太极仅带三百兵呆在耀州后，难道不应该派出探子去打听虚实后，再采取行动吗？实际上，皇太极当时根本不在耀州城。
再说了，皇太极作为大金帝国第三号人物，怎么可能身边只带300兵。
二是金冠为什么违抗军令，未及时到场？
三是偷袭战术讲得就是快速、隐蔽。几千人用七条船渡河花了四天时间。大金探马但凡不是瞎子，也知道敌人意图了。已经暴露行踪的情况下，为何不取消这次军事行动？
在孙承宗督师这几年，大夏对大金的正面战场虽然遭遇了柳河之败。但毛文龙的东江军还是搞得风生水起，屡次派兵骚扰大金边境。
东江军的打法类似于蒙古的放风筝战术，而且还是在晚上放风筝，每次出动兵力也不多，就三百人左右，难以察觉。
具体来说，就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候，东江军派出小股队伍，沿河上岸，对边境小堡进行夜袭。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逃。
如，“毛文龙之三百兵夜间来袭海州甘泉堡南或叶克堡。时堡内无甲之人与之相战，杀四人，敌即退。”
但后来出现一系列乌龙事件，让大夏君臣开始怀疑东江军报来的捷报。
天启三年三月，御史刘重庆弹劾毛文龙，“奈何子女玉帛积百盈千，动为大言，曰将以某日捣奴巢，覆奴穴。”对刘重庆的弹劾，大夏皇帝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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