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大卫改变了游览路线，减少购物，频繁出没于茶馆、酒肆这类消息密集的场所。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处好地方——七哥汤饼店。
通过观察，王大卫发现大多数汴梁人是知道横山地区正在打仗的。
但他们很少谈论此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事儿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他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最近铁价突然涨那么多，而其他商品多多少少有点儿降价的趋势。
很快，结论出来了——都是因为避雷针。
避雷针这股风潮从曹家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城所有勋贵、外戚家族。
曹家计划把家里的主要建筑都装上铜制的避雷针，次一级的就只能装铁制的了。即便以曹家的财力也做不到全铜的。
不仅如此，曹家还要给庆寿宫也装上避雷针。
这也可以理解，曹家的老姑奶奶就住在那里嘛！
张罗这事儿的正是曹家的小姑奶奶——曹七。
至于皇宫里的其他地方，那曹家可管不着。
曹家不管，朝臣们就为难了。
没有人敢主动上书要给福宁宫也装上避雷针，因为无法回答随之而来的诘问：
你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你觉得官家失德，快要被雷劈了吗？
还是你打算先否认先贤的“天人感应”，继而推翻“君权神授”？
更多的人是希望不要装避雷针。苏轼都要走了，以后将是王安石一手遮天的时代。
赶紧来个雷吧！这是赶走拗相公的唯一办法。
朝臣们两眼一闭，就当看不见。大相国寺却跳出来了，大批和尚四处奔走筹集善款，要跟风安装避雷针。
大相国寺到底有多少钱没人知道，但人们普遍认为：大相国寺肯定比曹家有钱。
可是这帮和尚偏偏要出来化缘，太特么气人了。
你们这帮和尚到底是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儿啊？连佛祖都保佑不了。
和尚给出的解释是：雷公、电母，都是道家的。大相国寺香火这么盛，又这么灵验，他们肯定嫉妒啊。
善款，不白拿。这次大相国寺也是下了血本的，拿出来的全都是大德高僧开过光的宝贝。
可以消灾解业，百病不侵，学业有成，生意兴隆......
总而言之，啥都管，除了雷劈。
汴梁城最近的还有一件热闹事儿——苏轼的送别会。
苏轼已经辞了开封府推官，赋闲在家，等待分配工作，所以有大把时间开趴体。
开封府推官这个职务是当年王安石强加给苏轼的，原因自然是苏轼老给他找麻烦，把老王搞得烦不胜烦。
于是他就让苏轼去做开封府推官，让苏轼忙碌于杂务，没时间盯着他。同时也带有浓浓的警告意味。
开封府推官，满员四人，掌刑狱讼诉。如果那天王大卫没写《宋律贴》，他有25%的概率能与苏轼一起畅谈理想和人生。
虽然苏轼离京已成定局，但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甚至苏轼去哪儿，做什么官儿也没定下来。
赵顼想让苏轼做一任大州知州，王安石不同意，只肯给个通判，二把手。
这实在是太小心眼儿了，不过考虑到这两年苏轼给王安石添的堵，大家也能理解。
而且，王安石也拿出了站得住脚的理由：苏轼的资历不够。
苏轼，嘉佑二年进士。跟王厚的父亲王韶、王厚的章世叔章惇（第一次）同年。算算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这十四年中，苏轼先后两次丁忧，备考制科又用去了一年多，唯一做满一任的其实只有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
认真起来，王安石的理由还真让人无话可说。
只是王相公只对苏轼一个人认真，对其他人一点儿都不认真，还经常越级提拔“人才”，同样让人无话可说。
所以有不少人扼腕叹息：苏轼于熙宁二年二月回京，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要是当年苏子瞻丁忧结束后立即动身，不要在老家搞那么多事儿。
也不要一路游山玩水，这样至少可以提前好几个月返回汴梁。
那可能现在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不过现在说啥都晚了，只能给苏轼开欢送会了。苏轼为人风趣、性情豁达，朋友多，粉丝更多，送别会开了好几场。
章惇也出席了一场。章惇和苏轼政治立场不同，章惇已经“投靠”了王安石，趁着吕惠卿不在，正在跟曾布争夺“头马”的位置。
虽然苏、章立场不同，但两人却是朋友。苏轼任凤翔府判官的时候，章惇任商洛令，两地相邻。
嘉佑七年秋，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由此相互结识，“二人相得欢甚”。
苏、章两人在趴体上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刘五却在樊楼组织了一场小会，只邀请王大卫、王厚、曹七参加。
酒宴上，刘五对家里的事情只字未提，一番痛饮，和王大卫、王厚深情拥抱，然后酩酊大醉，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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