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件事情所反映出来的一点不太好的苗头就是，这个不怀好意的张知州已经没有了起初的那点顾忌，要是不把他给按捺住，事情可能会失控。
听闻此事的秦刚找来了赵驷与谈建，对他们说：“他是官，我是商。他既然先对我们玩起了政治打击，咱们就和他玩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赵驷其实是知道秦刚要做什么，只是一时之间需要好好地理解一下这个新鲜词汇。
第二天一早，在许多处州百姓的亲眼见证下，秦刚在家门口与秦观依依惜别。
对外的说法是，秦观因为自己的弟子发展处州的酒业，被张知州参了一本，免去了监酒税的职务，秦小官人只得改去婺州酿酒做生意了。
其实在一开始时，秦刚就让山哈部落的蓝首领分别在婺州、温州等地都去申请登记好了酿酒许可与销售许可。只是在那时，明确绿曲醇在处州酿造，最大的税费是缴在处州的，其他地方则是缴很少的售酒税。
而现在则明确倒过来了，秦刚号称搬去婺州做酒生意了。自然会把最大的酿造税都缴给婺州知州，然后只有很少的需要在处州发售的酒，才向处州缴纳一点点销售税，这前后的差额便有百倍之多。
至于山哈部落那里的酒坊是不是真的搬到婺州，反正秦刚对外是这么说的，而官府里的任何人，想要进入山哈人的地盘检查什么，都痴心妄想罢了。先别说坐镇最后的绿曲兵，就算是跟在他们后面照猫画虎地训练一阵子之后的寨丁，估计也会把部落内外守得是密不透风。
于是，处州酒税收入立减，大头却转移到了婺州。
张康国闻之后，迅速给婺州知州发了一封加急书件，指责对方恶意招商。
可人家也是进士出身，饱读诗书之辈，极简单回了八个字：“汝之所驱，吾之所迎。”
意思就是，这个酒商可是你主动赶出去的，然后被我所收留的。那你自己品品，这能怪谁呢？
在张康国原来的想法里，即使秦刚再生气，他的酒总是要酿的、酿出来也是要卖的。无非就是量减少一点，大不了今年的酒税没有增长略少一点罢了。
谁知道，秦刚的狡兔三窟玩得太熟练了，婺州的酒牌他都提前握在手里，而放在山哈部落里的酒坊，外人根本就进不去，朝廷对归顺后的少数民族部落一直是特别安排，允许他们拥有自己一定的武装。导致张知州派去的衙役连部落的大门都进不去。
如此看来，这处州今年的酒税，基本能保持去年的一个零头就算不错了。
而令张康国更没有想到的是，处州城里当前市场上的繁荣，竟然有七成是靠绿曲醇的畅销所带动的，与其销售相关的运输业、搬运业，与酿酒相关的粮食交易，还有酒水批发直接带动的饭店酒楼，甚至由于秦观不再出来写诗作词，处州城的青楼歌伎都没有了生意，走掉了一半。
现在处州城里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把张康国挂在嘴边骂几句的。
接下来，张康国关于州库收入不足，难以支撑官衙运作的折子却被发还了过来，两浙路回函斥责说：为何袁知州在时，州库能够充实，你在任几月之后，却反倒会出现不断下降？更何况，近期听闻之前不如你的婺州，也开始有了收入上的增长，说明还是事在人为。所以还是责成张康国自行多想办法去克服。
张康国是万万没有想到，上头只要他们忠心结果，却始终不愿给他的忠诚买单，所以，眼前的一切，也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了。
自已怎么解决？无非就是开源与节流呗。
开源就是，将今年的夏赋提前于春天就开始征收，并且直接将标准提升了五成。这张康国的幕僚算过，多收上来了五成，差不多可以达到前年的处州税收标准，也不算太难看吧！
当然，州衙发下去了的增加五成的标准，到了各个县，就成了八成，再到乡里就翻了一倍。这些都是不张知州要考虑的事情。
节流更简单了，从现在开始，到夏赋征求结束，所有的一切开支，全部暂停。一句话，州库里没钱，一切都得等夏赋收上来再说。
“嗯！秦刚这个臭酒贩子，跟本官玩釜底抽薪？”张康国得意洋洋地说道，“给你还一招‘颗粒归仓’。不过几千贯钱的酒税，就想难住本官？而本官这加征夏赋，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知州老爷一心为处州民生考虑，这加赋之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下已经安排了人手，并急报下发各县，要求严格执行，不得耽误。”
张康国加派夏赋的经验，是他在福建为官时得来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处州地方的特殊情况。处州多山少地，农产甚少，更重要的是，民风也彪悍。
往年的知州到任，地方上的吏员也好，乡老也好，都会把这种情况细细地讲清楚。处州每年在账面上的农赋都是收不满的，更不要说是提高标准。第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确实很穷，你就算冲进人家屋里，也翻不出再多的粮食。第二个原因便是山越民较多，你逼得狠了，人家直接打个包就进山里去做山匪了，不仅是一分钱都收不到，还要多了剿匪的开支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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