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于写对话，本是《国语》的一大特色，本文体现得尤为鲜明。成功的对话，总是切合特定的环境与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的。只有在败退到会稽山之后，勾践才会向三军征询退吴的计谋，也只有在这时，他才会亲切地称三军将士为“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并提出谁能帮他退吴，便可以与他一道分享权力。文种游说吴王，一方面提出屈辱的求和条件，同时又表示假如不答应媾和，就只好决一死战。这是与越国当时虽已战败，但又仍然保存有一定实力这一情况分不开的。他的用语，如称夫差为“天王”、勾践为“寡君”，以及其他谦卑的措辞，无不与其身份以及当时的形势有关。由于是从客观形势以及彼时彼地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出发去捕捉人物的对话，因而反过来，人物的对话又正好起到推进事态的发展与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作用。正是勾践的“号令”引出文种的批评、勾践派文种出使等情节，勾践本人虚心纳谏、准备卷土重来等思想性格特征也由此得以表现。文种的说辞引出伍子胥的进谏，进而翻出文种用美女买通伯嚭等情节，而文种、伍子胥、伯嚭的不同对话，又正好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
陶望龄以“妙理玮辞”称赞《国语》中的《越语》（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引）。所谓“妙理”，是说文理深刻新颖；所谓“玮辞”，是说文采瑰丽动人。上文论到的勾践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与奋斗精神，以及见于全篇的详略艺术与成功的对话，当即属于“妙理玮辞”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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