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邹阳是西汉前期的着名辞赋家。早年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汉景帝时，吴王蓄谋反叛朝廷，他上书以谏，劝诫吴王勿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不见用，乃改投梁孝王门下。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有嗣位之意，母亲窦太后也希望景帝能将帝位传给孝王，但是西汉的帝位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所以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邹阳虽在孝王门下，亦力争以为不可。于是孝王旧臣羊胜、公孙诡乘隙进谗。孝王怒，将其系于狱中，欲杀之。这封上书便是他在狱中所写。
从结构看，全文可分五段。第一段言明自己以忠信蒙冤，请求孝王察释。在以“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开端后，便引用正反事例予以说明。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卫先生为秦策画灭赵之精诚已达“变天地”的程度，却仍得不到二主理解之事，是从反面证明“虚语”之故；箕子佯狂、接舆隐居的逃世之行，是从正面证明“虚语”之故。作者之意，并非要否定忠信，而是“愿大王孰（熟）察”己之“尽忠竭诚”之心。“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一句，便点明了本意。于此，作者再以比干因上谏纣王而被开膛剖心、伍子胥因劝阻夫差而被抛尸江中两个古代因忠信而蒙冤之事例，加一层复勒，以求进一步引起大王的深思明察。
第二段提出士贵相知、不当以新进而有疑的观点。作者先从“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引出“知与不知”的话题。由于相知，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用自己的头颅帮助太子丹报秦王之仇；由于相知，所以王奢由齐国投奔魏国，亲上城楼自刎以退齐军而保魏。就交往时间而言，樊於期于秦、王奢于齐，都要相对比燕与魏长得多，他们之能够离开秦、齐二国而为燕、魏两君效死，完全是因为行为与志向相合。同样，苏秦失信于诸国而独为燕国所信赖，白圭为中山国作战连失六城而却为魏国攻取了中山，亦在于相知。作者指出，苏秦在燕、白圭在魏，并非没有遭到谗毁之言，但燕、魏二主却不因谗言而有所改变，反予以赐赏，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这段论述，引出了刺谗本意。
第三段承上文作转，就人主不当信谗发议。作者指出，嫉妒往往于才士尤甚，如中山相司马喜以前在宋国时被割去膝盖骨，秦应侯范雎以前在魏国时被打得肋断齿脱，其原因即在于他们“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殷之申徒狄自沉雍河、周之徐衍负石跳海，也就是为国家利益而不肯与世俗苟合。至此，作者将笔锋转向人主身上：才士之行如此，那么人主当如何待之呢？他通过秦穆公任乞食者百里奚为宰相、齐桓公举饲牛者甯戚为大夫两个事例，说明了人主于不党之士，当“感于心，合于行”，信之不惑，以至“昆弟不能离”。接着，作者又作进一步的阐发，以鲁国国君听信季孙的坏话赶走了孔子、宋国国君采用子罕的诡计囚禁了墨子，结果二国因此而危急，以及秦国任用了戎人由余遂称霸中国、齐国任用了越人子臧而强盛一时的正反事例，说明偏听独任则失、公听并观则明的道理。
第四段指出人主有欲善之心，出于至诚，士未有不为之用者。作者认为，人主欲成就大事，不仅要不信谗言、远离阴谋者，还得“欲善无厌”。晋文公之能“强霸诸侯”，齐桓公之能“一匡天下”，在于人主“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以至仇敌亦为所用；商鞅使秦强盛于天下而终被车裂，文种使越称霸于中原而卒至诛身，在于人主未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故孙叔敖三去宰相之位而毫无悔色，陈仲子宁辞三公之聘去为人灌园。作者因此下结论说：人主用士，须披露心腹，坦现真情，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无所吝惜。只有如此推诚，士必会如荆轲、要离一样义无反顾、为己所用。
最后一段直接针对本事，阐明人君待士为左右人牵制之弊。作者指出，近者易亲，远者易疏乃是常理，正如无故将明月珠、夜光璧投人，人们必会按剑斜视，而弯木头、老树桩经过粉饰，倒能成为国宝。士之进退，亦常有此种情况，致使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虽怀大才，因无“左右先为之容”，无法尽忠于当世之君。由此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在以秦始皇听信宠臣之言而差点亡身、周文王任用偶遇之士而成就王业作例证后，便转入对孝王接士为左右人所牵制的正面指责：“今人主沈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结尾处再转到士人身上，指明士之立身，品地高绝，若由左右而进，必不肯，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坚贞节操，并以“忠信”二字照应篇首。
据史载，梁孝王读了此信后，立即释放了邹阳，并把他敬为上客。历来人们一直予此文极高的评价，如林云铭赞之为“妙文”（《古文析义》），李兆洛誉之为“言情之善者”（《骈体文钞》）。其艺术特色主要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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