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气盛语壮。邹阳这封上书乃是希望求得自脱，但他并没有通常人在这种处境中的哀求乞怜之状，而是理直气壮、激昂慷慨地陈述人主沉谗谀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他不仅借古喻今，暗责梁孝王之“偏听”“惑于众口”“牵于卑乱之语”，也正面直刺，指出梁孝王已沉陷在逢迎奉承的包围圈里，受到近侍妃妾的牵制，致使那些不受羁缚的才识高超之士与牛马同槽。作者遣词用意虽颇有些“不逊”（司马迁《邹阳列传赞》），然所言全是至理，故反为孝王器重。所以清浦起龙曾评此文云：“只反覆谗蔽之旨，不落一乞怜语，高绝。”（《古文眉诠》）《史记》称邹阳“抗直不挠”；《汉书》称邹阳“慷慨不苟合”，此文气骨挺然、不迎合媚上之特征，无疑是其人品的直接反映。
二是比物连类。梁孝王听信了谗言而将邹阳系于狱中，要打动他，仅靠说大道理定必难以见效。因此作者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反复申说，从而使文章极有力度，颇有战国游说之风。如第三段在阐述人主须不“惑于众口”时，便援引了大量史实，正说反说，横说竖说，将事理说得透彻畅尽。第一层从女子无论美丑如何，一入后宫都会遭到妒忌；士人无论才能怎样，一进朝廷都将遭到排挤的现象，指出嫉妒乃是人之常情。第二层先引战国时代司马喜、范雎两个事例，说明才士因不肯党同，故遭嫉妒尤甚；再引殷周时代申徒狄、徐衍两个事例，说明才士之立身，与其苟合，毋宁跳江蹈海。第三层顺转，以百里奚、甯戚之所遇，指出人主于不党之士当信之不惑。第四层再从人主角度阐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与“公听并观，垂名当世”，先是反说，以鲁逐孔子、宋囚墨翟为例，说明惑于谗则国危；后是正说，以秦用由余、齐任子臧为例，说明不惑则国强。至此，作者还感意犹未尽，再添朱、象、管、蔡四例，说明有更惨于孔、墨者。行文真是千翻百转，如九级浮图，层层复叠，愈出愈高；如万里黄河，滚滚不竭，终归大海。在此等文字面前，梁孝王之有感于邹阳提出的“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所以刘勰赞之曰：“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文心雕龙·论说》）
三是以赋为文。一般说来，用古过多不免伤气，议论过多不免伤格，而读此文则不觉有此弊，其原因在于作者以赋手为文章。文章句式大致整齐，且多偶俪，故读来朗朗上口，不觉其累，且又在行文衔接处，多用“是以”“何则”“故”“至夫”“臣闻”等词转折，因而似连而断，似断而连，形成了一笔呵成之势。徐中行称此文“缀文之妙，冠绝古今”（《汉书评林》引），实非过誉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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