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州州学记
作者：【宋】李觏
皇帝二十有三年[1]，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2]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3]。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择[4]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意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觏[5]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6]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7]。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圣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8]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此年实至和甲午[9]，夏某月甲子记。
注释：
[1]皇帝二十有三年：指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下文“三十有二年”，指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宋仁宗于天圣元年（1023）即位。[2]哲：聪明。[3]“有假官借师”二句：谓徒有官师之名，只是苟且具奉诏文书以上闻而已。[4]祖君无择：祖无择（1006—1085），字择之。《宋史·祖无择传》谓祖无择在袁州“首建学官，置生徒，郡国弦诵之风，由此始盛”。[5]旴江李觏：按李觏，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南城地临旴江（即抚河），故以为称。[6]山西：战国、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西为山西。[7]灵、献：东汉灵帝和献帝。[8]徼（yāo腰）：通“邀”，求取。[9]至和甲午：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赏析：
宋初开国数十年间，统治者对于科举十分关注，但尚未重视兴学。朝廷只设一所国子监（国子学），学生甚少，州、县一级的学校更是寥寥无几。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开始设立四门学，并在藩镇立学；次年又“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宋史·仁宗纪三》），正式建立太学。从此以后，各地兴建官学成风，“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商集卷三《教授》）。但兴办官学，毕竟要通过官府的努力才行。有的官府，能够“屈（尽）力殚虑，祗（敬）顺德意”；而有的官府，如袁州（今江西宜春），“自庆历诏天下立学，十年间其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宋史·祖无择传》），就难免“倡而不和（上面提倡，下面却不响应），教尼（止）不行”之弊。本文首段简略概述了这种历史背景，是“抑”的写法，为次段“扬”祖无择知袁州营治学舍，兴办官学，一改袁州“亡（通“无”）诵弦声”之功，作好了铺垫。
次段先写祖无择“知学宫阙（废坏）状”，这是了解情况；“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这是了解情况后的忧虑。“相（视）旧夫子庙”五句写祖无择和陈侁为营治学舍相地选材，“殿堂门庑”三句具体写施工。由于“工善吏勤，晨夜展力”，所以第二年学舍就修成了。因有首段的铺垫，这一段虽是客观记叙营治学舍的过程，并无称道之语，但赞赏之意，已在不言之中。同时语言之简洁，叙事节奏之快，使祖无择办学，给人以雷厉风行之感，与首段作者斥责的“假官借师，苟具文书”之徒，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段首句“舍菜且有日”，为承上起下之语。舍菜即释菜，弟子入学时以苹蘩之类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学舍既成，弟子舍菜祭祀先师，此为承上；作者在祭祀先师的典礼上规谏众生（“谂于众”），此为启下，自然引出下文一大段议论。古人作学记，常从虞、夏、商、周“四代之学”，所谓先王教化说起，此却以“考诸经可见已”一句迈过，这就不落俗套。紧接着“秦以山西鏖（激烈战斗）六国”四句写刘邦灭秦。秦二世三年（前207），刘邦至宛（今河南南阳），秦南阳守降，仍使为守。刘邦自宛西进，沿路“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皆降。继而刘邦攻克武关，至蓝田大破秦军，于次年十月进抵灞上，秦王子婴降，秦朝从此灭亡（事见《史记·高祖本纪》）。作者为何突然说到刘邦灭秦呢？那是为了说明“《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弟子。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私藏的《诗》、《书》等，亦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同时禁止私学。次年又有四百六十多名攻击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在咸阳被坑死。“《诗》、《书》之道废“即指此。诚然，秦朝灭亡有其历史必然性，“《诗》、《书》之道废”只是原因之一。作者引此，不过重在指出废学可致灭国之祸而已。这是反面的教训。以下“孝武乘丰富”十二句，则是从正面说明“教道之结人心”，即因兴学而兴国的历史经验。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借以统一思想，巩固统治。汉武帝接受其主张，在大学专设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弟，选用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东汉光武帝刘秀（世祖）在恢复汉室后，于建武五年（29）建太学修明礼乐，并亲幸太学；十四年（38）又赐封孔子后人，继续倡导儒学。所以那时在野未仕（“草茅”）之人，为了国家利益，敢以激烈的言辞犯上，虽死不悔；功业卓着之臣，也不以功自傲，而听命于君。因而东汉末年曹操等“群雄相视”几十年，也不敢轻易“去臣位”而称帝。文章从正反两面阐述了废学之祸与兴学之效，阐明了立学与否同国家兴亡紧密相关。反面的教训，正是为当代“假官借师，苟具文书”之徒敲警钟；正面的经验，又是对祖、陈二君无形的赞美，与前二段遥遥相应。接下来落笔到现实。“今代遭圣神”，这是就仁宗诏天下立学言；“尔袁得圣君”，这是就祖无择在袁州兴学言。上倡下应，才有“由庠序（学校）践古人之迹”的成绩。天下大治的时候，光大礼乐、兴办教育来陶冶百姓，这样万一国家遭受不幸，臣民们才会忠孝仗义，报国报君，而不会“见利而不闻义”，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朝家教学之意”，也是此文的主旨所在。文章引古鉴今，写到此已经辞足意达，然而作者反收一笔：“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在封建社会，求学应试是一般人做官的唯一途径，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但如果为了做官而学，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见利而不闻义”了。作者如此反收一笔，不仅使文章的逻辑更严密，立论更警醒，也使文章的结尾掀起波澜，令人深思，不同平平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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