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的重心在后两段，中心内容是批判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权力废止先儒之学，以私家之学取天下士的行为，勉励张耒和其他门生一起为恢复先儒之学，“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而尽力。
《宋史·王安石传》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本文批判王安石“患在于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就是指此而言。苏轼指出，王安石这样做，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作者谴责王安石有背先师孔子的遗则，讥讽其“新义”有如一块盐碱地，只能培植出一片黄茅白苇。
应当指出，王安石的做法虽有片面之处，也因此产生某些流弊，但他不迷信先儒传注，勇于发挥“新义”，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且对促进学术发展也当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苏轼（也包括后来的《宋史》作者）对此一概否定，未免偏颇。
但苏轼这样做也有他的目的。这封答书作于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年。王文诰《苏诗总案》列于上一年即元丰八年底）。是年，哲宗新即位，起用旧党，司马光、章惇等人掌权，苏轼也被召回朝，由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司马光等废止一切王安石所行之法，其中也包括改变其取士之法，取缔王学；同时酝酿恢复先儒之学，立《春秋》学官。从本文第三段来看，苏轼对司马光等的作法是赞同的。他写这封答书的目的也正是要把这个信息通报给张耒。不仅如此，苏轼当时可能已经向执政者荐举张耒并被采纳了，所以他才能向张耒说：“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据《宋史·张耒传》，张耒于县丞任后即“入为太学录”，可见苏轼的话没有落空。
这一年，黄庭坚在朝任校书郎，晁补之为太学正，秦观为太学博士，陈师道也为太学博士，可谓人才济济。苏轼再荐张耒，就是希望他和上述诸人一起承担起恢复先儒之学的重任，彻底结束以王氏经学取士的局面。苏轼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未来的事业全靠这批后进去开拓。所以在文章结尾，他特别就此引《诗·大雅·烝民》的句子，勉励劝诫张耒养德自爱，担起重任，足见他对后进的拳拳护持之心。
全文从评为文之术到论治学之德，环环相生，层层深入；赞扬门生，表白自己，则以评苏辙之文为媒介，采用委婉含蓄式；批判王安石以王氏经学取士，则直斥其非，采用直露式；勉励门生，则采用谆谆劝诫式。章法严整，论说得体，表现了苏文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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