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韩愈的道德文章一向非常钦佩。从艺术渊源上去考察，这篇传记显然受到了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影响。韩文命意幽微，层次曲折，明为送行，实为劝阻。正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卷中所云：“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往，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文语语作吞吐之笔，曰‘吾闻’，曰‘乌知’，曰‘聊以’，于放活处隐约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忽作开宕，与‘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实用借笔以提醒之，一曰‘为我’，再曰‘为我’，嘱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笔之妙，真有烟云缭绕之胜。”过珙认为“唐文惟韩奇，此又为韩中之奇”（《古文评注》卷七），并非虚言。苏文与之相比，不仅在思想意蕴的表现上所运用的方法相同，而且在谋篇布局上也颇为相似。如两篇都是先从正面加以渲染，随着文意的展开，从字里行间，让人体会出意旨的转折。甚至连末段以富有包孕性的问句作结，都可以认为是受到了韩文的启发。
《方山子传》中表现出丰富复杂的心灵矛盾，是苏轼当时的处境使然。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8），苏轼被李定等人诬以诗文谤讪新法，下狱治罪，九死一生。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对一向胸怀大志，希望做出一番事业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对方山子的“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的遭遇，别有感触。写方山子，实际上是自悲不遇。但他方以诗文被祸，不便直言，于是才隐约其辞，语多深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方山子传》是苏轼在黄州的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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