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
作者：【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1]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2]，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3]，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4]。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5]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6]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7]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8]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9]。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10]？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11]，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释：
[1]子房受书：见《史记·留侯世家》。[2]以为鬼物：王充《论衡·自然》引人之说云：“或曰：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3]贲、育：孟贲、夏育，古代勇士。[4]而其末可乘：谓待其力量衰微到极点时始有机会可乘。案：此句一作“而其势未可乘”。连下文博浪一击不中，秦皇大索天下，张良变名姓逃亡之事，理亦可通。[5]伊尹、太公：伊尹，商朝开国功臣。太公，又称太公望，即吕尚，周朝开国功臣。[6]荆轲、聂政：战国时刺客。荆轲曾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始皇），未成被杀。聂政曾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事成后毁容自杀。[7]鲜腆：无礼。[8]郑伯：即郑襄公。文中所引楚庄王伐郑事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9]“勾践”三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曾和范蠡入官（臣隶）于吴，勾践自请为臣，妻为妾，三年后才被放回越国。他卧薪尝胆，发奋复仇，终于灭了吴国。[10]“当淮阴”数句：《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平齐后，派人见汉王刘邦，求封为假（暂时代理）齐王以镇齐。刘邦大骂韩信。张良、陈平暗中踩刘邦足，附耳告以今局势不利于汉，应善待韩信，以免生变。刘邦顿时醒悟，改口答应，并派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攻击项羽。[11]“太史公”二句：见《史记·留侯世家》文末“太史公曰”。
赏析：
这篇议论文论的是张良。它是作者嘉佑六年（1061）正月应制科时所上“进论”之一，作年当在此前。张良，字子房，辅佐刘邦灭秦破项，建立汉朝，封于留（今江苏徐州沛县东南），称留侯。《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他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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