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山县吏隐堂记
作者：【金】王若虚
门山[1]之公署，旧有三老堂。盖正寝之西，故厅之东，连甍而稍庳[2]。今以之馆宾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谓“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图志而无得，访诸父老而不知。客或问焉，每患其无以对也，既乃易之为“吏隐”。
“吏隐”之说，始于谁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3]，小山林而大朝市[4]。好奇之士，往往举为美谈，而尸位苟禄者，遂因以藉口。盖古今恬不之怪。
嗟乎！出处进退，君子之大致[5]。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则忧人之忧。抱关击柝之职[6]，必思自效而求其称。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何所不可隐？而顾隐于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无取焉。
然则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谓也，谓其为吏而犹隐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强名曰县。四际荒险，惨目而伤心。过客之所顾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于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亲友失色，吊而不贺。予固戚然以忧，至则事简俗淳，使于疏懒，颇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使者旁午于道路，而县以僻阻独若不闻者。邻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7]，冠带鞍马，几成长物[8]，由是处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时与客幽寻而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不知我之属乎官也。此其与隐者果何以异？”
吾闻江西筠州[9]，以民无嚚讼[10]，任其刺史者，号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称之，则吾堂之榜虽曰“隐”焉，其谁曰不可哉？
注释：
[1]门山：地名。《明一统志》：“门山废县在延安府城东南一百八十里。”[2]甍（méng蒙）：栋梁，屋脊。庳（bēi卑）：低矮。[3]首阳为拙，柱下为工：此两句见《汉书·东方朔传赞》。首阳，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市南，即雷首山，又名首山。传为伯夷、叔齐饿死处。这里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为拙。柱下，相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这里指老子隐于朝廷，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4]小山林而大朝市：晋王康琚《后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5]出处（chǔ楚）进退，君子之大致：出，出仕；处，退隐。《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6]抱关击柝之职：担任守门和打更的人。语出《孟子·万章下》。[7]申申：舒和貌。《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8]长（zhàng丈）物：多馀之物。[9]筠州：州名。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10]嚚（yín银）讼：奸诈而好讼。语见《尚书·尧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赏析：
中国的封建文人们对当官还是退隐是十分敏感而注重的，似乎对仕与隐的不同选择决定着人的不同命运，反映不同的人格。大多数正直的文人都像杜甫一样，持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官宰们当然会讥讽隐士的穷酸，隐士们又不免清高自许，嘲弄官宰的腐臭。还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走的是终南捷径，“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兼收，实是最无耻之巧宦也”（今人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人活在现实社会里，总是要食人间烟火，顺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为世俗的污浊所染，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可见仕与隐本身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虚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吏”与“隐”中，他选择了“隐”。他到门山县令任后半年，把门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并题了个别致的名，曰“吏隐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为官吏、心存山泽的态度。可是，他旋即又发现这样做也未能免俗。因为许多“尸位苟禄”者也以“隐”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个吃皇粮、领俸禄的县官，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任官职靠官俸过日子，又心念纯净、清风两袖呢？这个问题比做官还是退隐似乎更难解决。
对自己的“吏而曰隐”，王若虚做了一番解释。吏便是吏，隐便是隐，二者水火不相容。既为吏，取官俸，就理应“任人之事，忧人之忧”，尽到做官的责任，即使是“抱关击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称职。如果内心“隐”、自许“隐”便可算是“隐”的话，那“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可以“隐”了，何必高官厚禄再来说“隐”呢！这种做法，简直可说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这种虚伪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隐与这种做法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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