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仅只几张纸，徐掌柜索性将几张纸于柜台上摊开。
这本三字经，刘昌郝做了一些修改，从宋朝到民国那一段历史肯定删略了，另外将君则敬、臣则忠的臣改成了民。
徐掌柜一眼就看到了，问：“小郎，三纲者，是君为臣纲，非是君为民纲。”
“三纲者乃董公之语，然东汉亡于何？”
“外戚，宦官，乱民。”
“民何乱，豪强兼并，豪强是臣也。隋亡于何，民乱。唐亡于何，不独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主要亡于乱民黄巢也。秦亦如此，虽秦暴政，亦是于民乱。”
“董仲舒及孟子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重民生国必亡，君须敬民乎？”
放在清朝，不用走出去，刘昌郝可能就因为这句话掉脑袋，在宋朝问题不大，那怕苏东坡那样的大嘴巴，不过弄到黄州，依然乘舟散发、吟风弄月。
“若此，若此。”
“大丈人，吾非臣，汝非臣，然吾与汝又皆是臣，吾所谓民，包罗百姓、勋贵、士大夫，民安国才能安，故吾将臣改成民。”
“有理，作跋作跋。”
跋就是跋文，放在文章或诗词前面的小序，如《岳阳楼记》前面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属予作文以记之。”它就是跋文，而非正文。
刘昌郝看着徐掌柜激动的神情，突然一哆嗦。
后人对王安石变法有许多争议，王安石变法用心确是好的，但有些变法很不妥当，如保甲法，另外在宋神宗逼迫下，越来越敛财，比如刘梁村，不但刘家，其他人家也增加了许多负担。所以高滔滔起复司马光，自洛阳到开封，父老相迎于道。若是司马法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一些改良，宋朝就能翻开新的篇章，但大伙皆没有想到迎来的不是一个君子，而是一个戾气冲天的老阴哥。
这就是眼下真正的民意。
你王安石不是推崇孟子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重民生国必亡，民呢，民生呢。
刘昌郝可不想做一个反王的急先锋，想找死啊，他连忙说道：“大丈人，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吾人小言微，若是作跋说出，争议更多。”
其他人也围过来看，一个长相俊的锦衣青衣也发出同样的疑问：“君则敬，民则忠，是臣则忠吧”
只要改了，必然会有争议，然而别人能争议，刘昌郝自己绝对不能多说。
“蜀汉先主逃亡时襄阳十万百姓跟随，先主不愿舍弃，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人就是民。唐太宗惩于隋亡之戒，说民能载舟，亦能覆舟，而非是臣能载舟，亦能覆舟。”
三纲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董仲舒能有刘备牛么？能有李世民牛么？
有几个士子迷茫。
锦衣青年又追问一句：“置臣于何地？”
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怎么是一个扛精！
“臣亦是民，然非是普通之民，其乃是国家、君王之耳目臂膀，是君王与百姓最重要之纽带。虽如此，亦不能忽视普通百姓，九层之台，累土为基，君是台，民是基，君王残忍，民不忠，基之离心，台崩矣。”
只能这样含糊地解释，毕竟大环境不一样。
宋朝在许多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一个平民化，如登闻鼓的“与农民等”，由是国内各个阶层矛盾不是太尖锐。但从宋仁宗晚年起，这种良好的氛围在渐渐败坏，不但司马光反对贩夫罗卒穿罗袜，其他的旧党如张方平、文彦博等大佬同样反对普通百姓穿着豪华的衣服、绫罗，乘坐“超规额”的车子，以便做到“尊卑有序”。
所以才有了一段着名的对话，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管老百姓便不便！士大夫便才是重要的。老百姓呢，刍狗。
那么究竟是君臣一体，还是臣民一体，实际上在刘昌郝心中是君臣一体，非是臣民一体，然而站在国家层面上，需要的就是这份虚伪。文彦博说的是实话，很真诚，却特么地混蛋与嚣张。
新党同样没有将平民真正当成一回事，否则王安石只要扛着宋神宗敛财的急迫心理，变法就能做得更好。这些更不能说了。
至于九层之台，原句是老子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与李世民所说的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一个意思，即便放在文彦博司马光面前，他们也不敢反驳。
反正这一改，肯定有争议，争议不怕，然而不能作跋，一旦作了跋，无论他如何诠释这个臣改民，不但事情多，争议也会更多。
虽然宋朝士大夫就是宋仁宗给生生惯坏了，但在这一刻，刘昌郝忽然怀念宋仁宗了，至少在宋仁宗时，无论自己写了什么，都不用害怕。
锦衣青年也不能反驳，呵呵一笑，懂的，虽然你说的有理，可是董仲舒的三纲已经让你换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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