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毋庸讳言，在亚太地区，存在以美国、日本等贸易强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且区内国家就各贸易议题的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样态。中国软硬实力的发挥必然受制于这些因素，是故中国影响有关亚太自贸协定谈判的实际力度难及中国倡建的亚投行等，扮演的只是一个非典型的“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
三、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之寓意与“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中国以“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创建，发达国家已产生这样的疑惧，中国以此意图颠覆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例如，在中国倡建亚投行之初，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担忧，中国此举目的乃是为了挑战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发达国家出现此等疑虑和担忧乃是对中国发挥“体系外变革者”作用的一种误解或曲解。中国早已明确宣示，不谋求推翻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构筑与之相对立的另外一整套国际经济秩序，而只是在既有体系之外，通过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促进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就“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亦是如此，其意也“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从根本上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下，中国立基于其内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观念，本着互利共赢基本准则，开始逐步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并非意在全盘否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而只是对该基本逻辑做出修正，即将实力对比框定下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状况放宽至更加公正合理的程度。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在“无知之幕”后建立的，其应有之义是，不管日后哪个或哪些国家兴衰，“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均应一体适用。既然如此，相随中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实力不断上升，既存的该基本逻辑将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收益。当下，西方世界反全球化浪潮逆势而起，严重冲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反倒成为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旗手，没有理由要推翻整体上趋向于己有利的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具言之：
其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伙伴关系，其基本理念不是对抗而是包容。中国从最初“体系外革命者”到现时“体系外变革者”，并非又回到了历史原点。变革不是革命，中国不是要重启激进的斗争哲学，再度致力于彻底推翻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历史反复证明，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重大利益攸关者”的中国来说，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将极大地有损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大局。其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执守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基本理念。中国多次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鉴此，中国发挥“体系外变革者”作用，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不是为了建立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相对抗的“势力范围”，相应的立法过程也并不排斥发达国家参与。最后，中国开始逐步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不是要主控国际经济立法过程，而是将之界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生的伙伴国家之间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从中产生的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不可能具有对抗性，以致冲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同时，“打造命运共同体则是构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结合和升华。”对于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中国发挥推动和引领作用，乃是在实现各国共同利益基础上，践行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更大当担。
对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扮演的“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发达国家更为敏感和警惕。一些发达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政治化，认为其构成一种“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或是为了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中国圈子”，等等。恰恰相反，“一带一路”建设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秉持的是包容、开放，而不是对抗、封闭的理念。中国反复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和平发展、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要言之，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不是要将沿线国家绑上对抗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战车”。而且中国自始就明确，“‘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另者，“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单边强行推进的一种战略，其作为中国发起的倡议，乃是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相应的，中国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另起炉灶，更不是为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例如，就“一带一路”倡议项下的亚太行而言，虽然发展中国家占股比例高，但发达成员的总股比也超过了25%，在需要75%特别多数议决的重大事项决策上，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这一平衡安排和独特优势为亚投行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西方学界一些理性学者也看到这一点。例如，美国着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依肯伯里指出，“中国和其他崛起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是要在这些旧的多边制度中寻求更大的发言权，同时也致力于建立一些新的具有发展导向的制度，如金砖银行。在各种旧的和新的制度之间存在着论争，但争执并非围绕着相对立的现代性模式，乃至对秩序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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