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准则，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可形成“聚集效应”，推动和引领更多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着重大建设性作用。
现时，随着自身实力的相对衰弱，以及国内逆全球化势力的阻却，发达国家通过制度创建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自由化的动力已大为下降；即便发达国家仍有这样的动机，也会因困守“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在收益分配上更加斤斤计较，使得通过合作创建更多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难上加难。而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可能会造成世界陷入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以致引发全球经济的混乱和失序。反观中国，奉行互利共赢基本准则，兼顾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让利，这样的中国方案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参加合作，在体系外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抵补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缺失的作用。就共建“一带一路”而言，在合作的生产性方面，中国采取“消极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释放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使得它们获得更大的收益增量；与此同时，在合作的分配性方面，中国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准则，更多地兼顾到了沿线其他国家的利益。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快速推开和推进，其中，中国发挥“体系外变革者”作用，已有效地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亚投行的顺利创设和成功运行为即为典型。显然，“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开始逐步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不但不是为了推翻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反而能够促进其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在体系外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实际上构成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体系内既有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例如，助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成立及业务的开展，弥补了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能力的不足，相互间形成了良性的合作关系，应验了中国倡建亚投行的初衷——“亚投行应该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开业运营近七年来，亚投行已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签署了联合融资框架协议，共同开展融资项目；与13个多边组织和区域金融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在体系外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即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体系内的制度改进形成不同程度的倒逼压力。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下亚投行的成立，中国就其决策体制设计不搞“一家独大”，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国国会在搁置长达5年之后，不得不于2015年12月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将该组织的部分投票权让渡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及其它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进入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之后，成为一个“体系内国家”，但从来未被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看待过，尤其是中国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制”，被发达国家视为一种“原罪”。因此，在发达国家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自始就受到它们在规则上的打压，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中国“入世”之初，美国意图以WTO市场化的规则“改造”中国。但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认为中国经济体制的非市场性有增无减，成了体系内的“搭便车者”，谋求通过重新制订像TPP那样的新规则“围堵”中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进一步将中国贬损为采取破坏性贸易体制的国家，是体系内最大的贸易“欺诈者”，从美国攫取了巨大的不当利益，认为当年美国让中国“入世”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联合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试图借助WTO体制改革等场合，给中国打造量身定制的“规则紧身衣”，以达到“囚困”中国的目的。
当下拜登当政的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定性为“作为一个巨大的非市场经济体，有独一无二的能力通过不公平、反竞争性的实践扭曲市场，危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和企业”，主张要“重新校准中美贸易关系”，并声称美国“将使用我们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并在必要时候开发新的工具——对抗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行为造成的损害”，其中当然包括在体系内“规锁”中国。这种在规则上压制中国程度的上升，集中体现在拜登政府已经放弃传统贸易自由化路径，即在边境措施上降低关税和扩大市场准入，转向关注边境后环境保护、劳工待遇、反商业贿赂、监管一致性、竞争政策、透明度、国有企业改革等国内治理体制。拜登政府贸易自由化政策从边境措施上“开放游戏场地”到边境后“平整游戏场地”的重心转移以及与之相随的规则重构策略，已体现在其着力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及美国对待WTO改革的立场上，其无不对中国具有最大的指向性。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所做的最新解释是，“注重低成本和弱规制”的传统全球化版本在边境措施上的放松，使得低成本的中国产品可以长驱直入美国市场；而其在边境后对弱规制的维持，为中国采取“国有企业领导的非市场经济模式”，“持续利用不公平、扭曲的贸易政策和做法来追求有害和反竞争的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大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是，中国成为许多重要商品和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并“开始控制一些关键行业”。“这繁荣了中国的出口，并使之经济受益。但它也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制造商——以及其他WTO成员国的工人和制造商——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贸易失衡。”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喜欢入编的那些事儿请大家收藏：(m.shuhaige.net)入编的那些事儿书海阁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