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课征主要包括分类制、综合制以及分类制与综合制相结合三种模式。在2018年之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课征主要采用的是分类制模式，而这种模式固然有着便于征管、不易跑冒滴漏的显着优点，但因缺乏综合所得概念而存在使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大打折扣的“硬伤”，无法充分体现税负公平的基本理念。例如，在收入总额相同的情况下，收入形式单一的纳税人税负远重于收入形式多元化的纳税人税负，与量能课税原则大相悖逆，并在现实中极易引发收入形式单一的纳税人为降低税负而采取伪造收入来源方式的税收逃避。因缺少法律激励诱导机制，分类制税收课征模式一方面不利于调动收入形式单一的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大大提升了此类群体纳税申报的逃避几率，形成税法上所谓的“偏离效应”，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以个人申报制度为基础建立综合所得税制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大势所趋，但这种应然的理想图景的实现必须考量实然的可行途径。在学理上，综合个人所得税与申报加抽样稽查具有天然联系是众所公认的。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前提性要求之一就是全体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与此相适应，我国借鉴英国实行源泉扣缴、汇总计征模式，从之前的单位代扣代交转为单位代扣代交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视源泉扣缴的同时必须对综合征收所得结合实行自行申报制度，也符合选择税收征管模式时所应遵循的征管模式与税制结构相适应原则、最小成本原则等原则。因为按年计税并引入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制度，源泉扣缴只是初步确定了纳税人的应纳税额，纳税人最终税收负担是由年终综合申报所确定。纳税人在年度终了时办理自行申报，在预扣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按年归并汇总全年收入和扣除后计算税款，可以充分主张税收权益，根据实际负担情况因人而异享受子女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和税收优惠，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这种征稽模式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将纳税义务还权还责于纳税人，加强税务机关和扣缴义务人、纳税人之间的联系，使得依法纳税具有更加深入人心的仪式感，有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长期以来，承载着社会治理等重要意义的法律被想象成一种完全自恰、自足的封闭规则体系，法律实践被简化为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和适用。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现象中，法律现象是通过社会存在被规定，镶嵌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如果试图总体看法律现象，那么法律现象的诸要素，即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极其重要。税法研究既必须立足于法教义学对法律规范加以解释分析，以推动税法的实施，即所谓“明法”，又能够在税法的框架之外端详税法。法是利益冲突的调节器。可以说，隐藏在作为形式的税法中的是税收，隐藏在税收中的内容是财产，隐藏在财产中的实质是利益争夺，隐藏在利益争夺中最为深层的内核是税法理念。税法是税收表现于外的表层外壳，而理念则是税收隐藏于内的关键内核。因此，研究税收法律制度，必须关注隐藏在税收法律制度背后发挥制约作用的税法理念。纳税不仅仅是一种向国家履行税收给付义务的过程，更是对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的法律确认；与义务相联系的不只是权利，还有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民众纳税意识的增强所产生的意义，不但包含着国家财政资金增长的可能，而且包含着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以及国民精神境界的提升。纳税意识的健全，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获得政府服务的各种权益。制度的缺失不仅会顿挫民众积极纳税意识的建立，而且不可避免导致厌税意识的持续。邓小平说得好，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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