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方法论的司法适用面向。中国民法学者也在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方法论，比如梁慧星老师在1995年就出版《民法解释学》，《裁判的方法》，王利明老师也出版了《法学方法论》专着。这些着作对于我国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帮助，对于我国司法裁判形成正确共识具有诸多裨益。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变，是我国法学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司法方法论对于形成裁判共识，实现裁判的安定性与稳定性是非常必要的。法学方法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形成司法裁判共识，因此司法方法论应当作为法学方法论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目前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基本等同于司法方法论，我国尚未有健全的法学方法论指导司法方法论的发展。当法教义学所具有的前提性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法学方法论的建构并不能将继受性知识向本土性知识进行转变。而在司法实践中，解释方法就成为法官司法适用的橡皮泥，不同的法官遵循不同解释方法会出现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裁决结果。正如学者所言，研究者就问题唯方法而方法，注重形式主义与法条的运用，忽略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因此，就我国目前而言，要实现继受法学向本土法学的转变，形成司法裁判的共识，就要建构适合自己的法学方法论。
在建构自主性法学的过程中，我国尚存在缺失方法论与之配套的问题。我国研究法学方法论的学者不少，但主要拘泥于法理学领域，就部门法研究方法论的学者非常少。一方面，由于我们未在民法学原理和民法学方法的层面上形成共识，很难就相关问题在理解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共识。“每一个学者在论证自己立法选择的观点的时候从逻辑上来看一定都是自洽的，”实际上存在严重的“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问题。二是司法中就同一个法律条文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同一类案例出现结果迥异的两种裁判结果。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对于遵循何种解释路径这一问题，我国并没有形成有关方法的教义，甚至，在民法典实施之后，该种教义的共识仍没有得以有效形成。
（三）法律评注难以形成教义
法律评注以法律或者说立法文本为工作对象，是一项围绕法条展开解释、阐释等一系列带有体系化作业的、服务于法律适用的学术产品。“法律评注倾向于一种明确意义的生成，以便法条在实践中能够得到统一适用，从而保证法的确定性，”作为“立法、司法及学说成熟的标志，”“是法律文献中的集大成者，亦可视为一国法教义学成熟或臻于巅峰时之标志性事件。”法律评注作为德国法律文献之集大成者，自然深深带有德国法教义学的印记。德式法律评注及其传统的生成，既有规范层面的因素（“成文法背景”），亦有实务层面的因素（“司法统一”），同时还有学理层面的因素（“法教义学”）。法律评注“是制定法实证主义的产物，而制定法实证主义要能站得住，得以法学实证主义为基石。换句话说，撰写评注之前，需要先建立融贯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法教义学提供了一套大致统一的法律解释框架，从而使得大批量的、质量较稳定的评注工作成为可能。以现行法的解释为中心，是法教义学也是法律评注的立身之本。”民法典》在完成之后便成为教义之本身，但传统法教义学具有固化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法教义学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与社会已发展的或正在发展中的结构相冲突的趋势愈发明显了。
一方面，法律评注通过注释与存储功能、过滤功能、组织功能、观点建构功能、沟通协调功能、稳定功能以及评判与创新功能实现法典中心化，亦即教义学化。评注的写作甚至肩负着“形成通说（主流说）”的重任，如学者主张我国不存在物权合同，亦或是对于混合共同担保担保人相互追偿权的看法。另一方面，法律评注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民法典》重整法源的体系效应会涉及一些新的规范适用问题，法源的体系化更新也为一些原有议题的讨论加入了新的变量。”理顺法律评注的本土性问题是法律评注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受制于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有着起步较晚和研究相对薄弱的客观弱点,实证化与本土化工作仍有待加强，而《民法典》内条文的多元继受特征更是提高了评注工作的难度。”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学术实践”，中国民法评注需要结合中国民法自身特点作“本土化”调适，“在抽象的法概念制度和体系外，还应研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活着的法，将两者结合才能初步完成继受法本土化的工作。”基于法律评注形成的法典条文，试图从多个方面构建学者与司法者的共识。但问题是，一方面，学者的评注会形成学者个人的学识 “偏见”，而司法者的评注往往针对已经逝去的“案件”，会对法律的发展形成禁锢。另一方面，法律评注的“合法”与“合社会性”问题仍然是法律难以绕开或者所不能很好面对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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