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安全保障及数据存储分析手段普遍运用，为行政活动提供充足保障。建立和实施数据、应用、运营、安全、管理等标准规范，建立平台安全保障体系，为政务活动提供充分安全保障。国家平台建立人口、法人、信用、地理信息等基础资源库及国家政务服务数据资源中心，汇聚及提供各类政务服务数据，并提供相应大数据分析，为政务活动提供大数据支撑。
（四）数字治理促进行政行为流程再造
数字治理以行政权力、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为基础，同一行政事项名称、编码、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在国家、省、市、县四级实现统一，行政事项受理条件、申请材料、中介服务、办理流程等标准化、规范化。不同地区、层级、渠道发布的行政事项数据同源及同步更新，同一行政事项在全国实现无差别受理，办理流程及评价标准统一。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作出行政行为成为可能，行政行为可异地办、集中办、全国一网通办，行政地域管辖、层级管辖制度也需随之改变。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人口、法人、自然资源、经济、电子证照等基础库和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生态环保、应急管理、信用体系等主题库中的政务数据，行政机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很容易获知政务服务需求及行政违法行为线索，发现潜在政务服务事项申请人和行政违法行为。数字治理提升行政机关识别能力，须根据行政主体能力变化改变行政启动程序。行政许可等依申请行为，可以赋予行政机关提示潜在许可人提出申请的责任；行政处罚等依职权行为，行政机关获取相对人违法信息后，可以利用智慧执法系统向违法行为人发送违法证据材料或者拟处罚内容的信息，违法行为人依提示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依托人口信息与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以自然人、市场主体身份索引为基础，关联其他各类政务服务数据、电子证照数据、信用数据等，相对人实现“一次身份验证、所有证照”等数据资源共享。行政机关、相对人调查收集和提供申请材料的责任减轻，部分行政行为实现“零材料办”。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保存的证照、办事材料等数据资源在行政机关之间共享互认，不同地区、部门、层级的行政机关之间在行政行为申请、受理、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证照制作、决定公开等环节实现协同审查与办理。依托国家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利用二维码、手势识别、指纹识别、声纹识别等身份认证方式，相对人身份信息实现跨地区、跨部门互信互认、“无感漫游”，辅之以一体平台海量数据资料，行政行为可以“自动办理”“掌上办理”“自助办理”。数字治理带来行政案件管辖、行政程序启动、证据材料提供与审查判断以及行政事项办理方式的变化，要求行政程序制度随之变革，再造行政流程。
（五）数字治理改变行政程序证据行为
传统行政模式中，从立案开始，行政机关须完成证据调查、收集、审查判断和认证等程序。不同行政行为之间的证据材料不共享，证照、身份证明等证据材料在不同个案中须重复收集、提供，如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登记机关申请登记两个企业，须重复提供身份证明、房产证明等证据材料。行政程序封闭运行，行政机关之间不共享证据材料，也不协同审查。即使是身份证、营业执照、房产证等频繁使用的证据材料，也不能通过信息共享或者协助审查等实现认证，仍须申请人重复提供并由行政机关审查判断及认证。这也真实反映了传统行政程序证据行为的三个特点：个案之间证据材料不共享；调查、收集、审查判断及认定证据是一个完整过程，不可欠缺；行政机关之间原则上不共享证据材料，也不协同审查，行政主体独立承担调查、收集、审查判断和采信证据的责任。
数字治理实现不同地区、层级、职能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及协同行政，行政行为由“线下办”向“网上办”，“分部门办”向“部门协同办”转变，促进行政理念、体制、方式及程序等发生重大转变与调整。行政行为在虚拟环境中作出，电子数据成为主要证据类型，证据收集、提供、审查判断、认证及保存等行为均相应变化。如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基于自然人身份信息、法人单位信息等资源，建设全国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为地区、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实现一次认证、全网通办，不再需要识别相对人身份，也就无需收集或提供相对人身份信息等证据材料。行政机关利用一体平台、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中的电子证照等数据共享系统查询、存储、收集证据材料，实现人工收集证据材料向系统自动推送、爬取等方式转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立有数据治理规则，对归集的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规范化治理，开展数据质量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实现问题数据可反馈、共享过程可追溯、数据质量问题可定责，推动数据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确保数据真实、可用、有效共享。行政机关通过共享方式获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由数据形成单位、存储机关和相应机制保障，证据材料协同审查、判断成为可能，证据材料审查判断实现由封闭向多机关协同审查的开放活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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