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被公认具有刑罚激励的功效，如果刑事合规激励对象的选择不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特别是不能把握合规对象的实质性条件，刑事合规的激励制度难免存在选择性滥用的风险，并且破坏刑法的公平原则。由此，涉案企业适用刑事合规的准入和验收标准是否公平合理？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启动程序和验收程序应该包括哪些步骤？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的刑法、刑诉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基础，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等诸多理念和制度融入在刑事合规的制度设计中。未来立法既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增加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特别程序，也要在刑法这一实体法中对单位犯罪等条文进行修订和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建设要立足现有中国的法律制度，寻找恰当的融合点，彰显中国特色和现代法治特征。
二、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审查的价值考量
无论是依职权启动还是依申请启动，涉案企业是否可以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整改都要由检察机关审慎地进行“准入”的审查。经过审查，符合准入条件的，暂时不予起诉，涉案企业可以进入合规考察，有获得不起诉激励的机会；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则要提起公诉。在这个意义上，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考察准入审查本质上是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体现，是对已经具备提起公诉法定条件案件的一种例外处理，事关“正当和公平”的重大决定，要求检察机关的审查需要考量四个维度的价值取向。
（一）综合考量刑罚目的
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是国家刑罚权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对犯罪人的刑事惩罚。传统刑罚观认为，报应是刑罚的唯一目的，而只有通过国家追诉，才能实现有罪必罚的报应理念，这也是刑诉法定主义的思想基础。随着目的刑刑罚观的出现，刑罚目的之一是预防犯罪，并发展形成一些现代刑罚观，包括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司法化以及刑罚个别化。于是，起诉便宜主义也就应运而生，赋予检察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力。如果不追诉，也能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则以不起诉为宜。据此，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合规准入的审查，需要综合考量“犯罪报应和犯罪预防”的双重刑罚目的，但尤其是侧重于预防企业再犯罪的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实现。
（二）社会公共利益
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时也都考虑了追诉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果认为准入合规考察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毋庸置疑，不宜准入。然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广泛，既可以包含犯罪性质及其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也可视为行为人、被害人、集体、国家等利益的聚合，而这些利益可能发生冲突，因此，检察机关需要在这些冲突的诸要素中进行平衡。这种矛盾的现象在企业犯罪案件中尤为显着，毕竟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故，倘若企业被惩处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与其他因素的冲突，或企业被追诉可能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检察机关则更倾向于选择不起诉。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指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适度。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效果对涉案企业的相关责任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提出宽缓量刑建议，体现了对企业犯罪“宽”的一面。但“宽”不是法外施恩，也不是一味从宽，涉案企业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才可能获得刑事合规激励。刑事合规考察的准入审查即为对企业犯罪“严”的一面。其一，企业合规是企业自身的合规，而不是企业家的合规，对单纯的个人犯罪案件、单位犯罪中的涉罪个人，应依法处理，防止个人搭单位从宽处理的便车。其二，对当前刑事政策严厉打击的犯罪案件、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应依法予以严惩。总之，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标是兼顾惩罚个人犯罪和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激励民营企业合规建设，其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要求根据企业犯罪的不同情况，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四）诉讼经济原则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开展合规考察应当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成本与效益是衡量性价比高低的两个关键因素。由于刑事合规考察中的不起诉与一般的相对不起诉不同，具有附条件不起诉的性质，往往需要设置较长的考察期限，不仅司法机关需要投入大量司法资源，对企业而言也是压力重重，极具负担。企业犯罪的追究涉及到诸多公共社会利益，从刑罚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社会成本代价太大则该刑罚适用就得不偿失。这就要求刑事合规考察的成本与收益既要符合比例原则，更要符合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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