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汪与立抚掌大笑，他早就觉得胡季是个妙人，这番话很有治体论的神韵，治体论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但茶会的另一拨人却未见得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来自关中的杨氏关学门人。
关学是宋代张载创立的代表关中地区的学术流派，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大抵经历了几个阶段，即极盛于北宋，靖康之变后不久，关陕便沦陷于金人之手，从此学术始终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若非关学杨氏几代人苦苦坚持，恐怕早就已经断了传承了。
杨氏一门，是如今关学的代表人物，杨天德、杨恭懿、杨寅三代人极力倡导关学精神，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学术主张，正是这三代人的努力，才让关学在元代尚未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不过关学大复兴，从历史进程来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学者冯从吾给关学编的学术谱系，也就是《关学编》，别说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学派连个影子都没有，就算是那位被称为“容思先生”的边地戍卒之师段坚，这时候距离出生还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关学现在扛大旗的，还是杨氏的大猫小猫三两只。
可今日的关学掌门人杨敬诚，跟一百年前的祖辈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学术地位罢了，名头虽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关学真的振兴，哪轮得到曹端年纪轻轻就“声震关陕”？
说白了，真论实力比曹端都差得很远呢。
但关学是有传承的，而且现在杨氏关学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崇古。
如果但从学术光谱上来看，现在的关学跟宋代的关学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倾向于姜星火那位诛十族的师爷，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论。
方孝孺在《宋学士续文粹序》一文中，曾对洪武朝的社会风俗是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从中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洪武时代，风俗正处于一个复古的时代。
这种复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稳定的道德社会，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张的“去胡化”运动.从法理上讲，铁木真当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统是从大元继承的，而从情感上来讲，则要全面地恢复汉人衣冠礼乐，因此洪武朝的复古风气，起于正彝伦、行先王之典，再通过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等手段，以确立一种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也正是洪武时代持续了三十年不遗余力的复古运动，正是因为老朱对三纲五常有整顿之功，所以靖难之时，才有那么多为建文帝死难的忠烈之臣。
杨敬诚缓缓说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朴，今人之性，则变得狡伪；古人风气，大多刚毅，今人风气，则变得颓靡；古人好学乐善，今人弃道乐谤；古人勤俭务本，今人骄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逊，今人浇顽斗讼依我看来，今日之世风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就不好接话反驳了，但曹端并无顾忌，他这人坦诚，说话也比较直，只认道理，不认其他。
曹端开口道：“若论古人，少有能古得过春秋战国吧？”
“可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有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春秋之古风，战国不存也。”
因为是私下学术交流的茶会，还是金华学派主办的，所以看在汪与立的面子上，曹端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也很明显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战国都不是一码事，杨敬诚说的那些，不过是“古人滤镜”罢了。….
怀旧，不代表旧的真那么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代，同样能挑出来一堆问题。
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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