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对着众人说道：“朕自登极以来，日夜忧思者，治国之道也！明之亡，已证明朱程理学，不足以为治国之根本之道，朕欲求治国之道，以安天下之民，诸位贤能可有良法进献？”
王夫之立即说道：“陛下，治国之道，当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他的话总是这么简短，但有力。
这句话中，表面上避开了儒、道、法之争，但究其根本，所谓的宽以养民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严以治吏，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
秦牧接着问道：“王学士可否为朕详论一番？”
“陛下，纵观历朝之亡，追根溯源皆因民不聊生所至。而民生之困苦多为贪官法吏之压榨，掠夺所至。是以臣以为，治国之道，应秉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之策；
君主对待民众，应废除严法，重德教，轻刑罚，以宽缓之政养息民生。欲养民，则关键在于严以治吏，唯有吏治严明，官吏不敢枉法，民众生活才能安宁，社会秩序方能井然。”
王夫之这种治国思想，大概是因为看到了明朝后期政治腐败，法纪荡然，文人士大夫公然结党营私，抨击朝政，攻奸异己，左右朝局，认为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后就无法无天，使整个社会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产生“严于治吏”的想法。
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弱化了儒家的作用。
治民用道家，治吏用法家，分而治之，这其中并没有特别强调儒家的作用。
这当然会引得强烈的反驳，刘宗周当即说道：“陛下，孔圣有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亦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陛下，治国之道在于治吏，此诚然不假，然君主若以严刑酷法待臣下，臣下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以令其忠心侍君牧民？
且明太祖立国之初，以严型酷法治吏，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之刑，甚至剥皮实草。刑法之烈，前所未闻，然收效甚微......”
“黄编修此言差矣！”王夫之立即强力反驳道，“洪武期间，官吏守令畏法，洁己爱民，河清海晏，百姓乐业。时民间有歌：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又以广东为例，时广东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多数以廉吏着称。如，海丰县丞召翊‘开创县，勤劳为最，且廉。’
东莞县令卢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离任时，不接受百姓赠送的财务，只接受赠诗。其有诗抒志：不贪自古为人宝，今日官贫诗满囊。十有九年居县邑，幸无一失挂心肠。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洪武整饬吏治后的官场气象，黄学士何以视而不见？”
“黄学士所言，何尝不是以偏盖全，君不见洪武年间，每日大臣上朝，告别妻子皆如生离死别，谁也不知早晨上朝，晚上是否还能回家。
如此严苛治吏，厉气弥宇。固然，能起到不小的震慑之效。然有识之士，谁还愿入朝为官，忠心侍君，恩牧百姓？
君不见，洪武为建文留下的都是些何样的辅臣，燕王一反，举朝上下，能任事者几人？若君不失仁德，能臣良将乃在，燕王安敢起兵焉？”
“然明末吏治败坏，终至亡国，君岂又不见乎？洪武严以治吏并无错处，大臣上朝战战兢兢，非为治吏之严也，实因洪武寡恩，行兔死狗烹之事也，岂能混为一谈？
治国即为治吏，吏治清明，则国泰民安；吏治败坏，则国破家亡，此乃亘古不变之理也！”
黄道周太过激动，口若悬河，一气呵成，显然没注意自己犯忌讳了，他的话中出现了“牧”字，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当时柳如是就悄悄地看了他一眼，秦牧却装着没听到，他不想在这个时候以此罪人，打断大家的议论。
王夫之是个君子，也并不以此来攻击黄道周，而是更凌厉地反驳。
到底应该“使臣以礼”，还是“严以治吏”，为这个问题，经筵上又是一番唇枪舌剑，激烈争论，加入者众矣！
其间秦牧很少说话。
君不密，失其国。
作为君主，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提前摆明自己的意见，以免引火烧身。
你要做的是，做一个正直的裁判，等大家辩论了，再依实情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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