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和性恶论，曾经是诸子百家中争论的焦点。
性善论，占据道德制高点，一种是儒家的正宗道统；性恶论，为霸道者和王者内心喜欢，但口头上不好明白直说，容易落下寡恩薄义的口实。
对于荀子的问题，叶枫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片刻。
从字面来看，“性善论”和“性恶论”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甚至还有许多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都可以在后天改变。
其二，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最终都以儒家的“仁”作为终极追求，都可以把学习当作实践原则，从而到达孔子所说的“仁政”理想，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对孔子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和深耕。
“性善论”和“性恶论”看起来之所有有些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乱世，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礼崩乐坏”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孟子和荀子生活的时代。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相当差，“战国七雄”之间为了掠夺资源，抢占地盘，经常相互厮杀，不但破坏了社会秩序，还促使许多人养成了自私自利的恶习，孟子看到这种社会现状后感到痛心疾首，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现状。
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道德本心去做事，就完全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就不会引起内心的挣扎，由此感知到自己纯洁的本性与本心。这便是“性善论”的来源。
在孟子眼里，人性向善的根源并非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得来，而是源于自我产生的良知，就像“虎毒不食子”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找到适当方法，遇到合适环境，就能把它激发出来。
所以，孟子始终以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人性和人生，相信人是高等动物，能够进行自我完善，看到了人性积极的一面。
因此，他能说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名言，恰恰证明了他对人性是抱有希望的，不认为人性无药可救。
而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比起孟子所处的时代，此时的社会风气更差、更坏。
嬴政为了统一六国，让六国被迫卷入战争，而战争遵循“成王败寇”的原则，可以把人性之恶无限放大，在战争中越是十恶不赦，以毒攻毒，越能得到英雄般的赞誉。
嬴政每次征战都是发动数十万人，势不可挡，他的胜利和辉煌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
荀子看到这一切，全是人的消极和罪恶，为了教导人们向善，就提出了“性恶论”。
在荀子眼里，人虽然是“高等动物”但终究也是动物，身上潜藏的动物本能是人性之恶的根源所在，这种本能是天生的，既不是通过学习得来，也不是受他人影响而得来。
从荀子所说的一些名言，如“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就能看出，荀子对人性是失望的，他所处的时代，人们的行为跟禽兽没有多少区别。
所以，对待人性和人生，荀子始终是用冷峻严厉的目光来审视，不太相信人能通过自制力来自我完善，面对这些情况，加强后天的教育和管制就十分有必要。
荀子倡导依靠外力来规范人性之恶，但使用外力的过程，无疑会助长暴力和专制的行为，所以，当荀子的弟子韩非和李斯延续其思想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法家。
总体来说，孟子看重人的本心和心性，一个人如果注重内心修为，依靠自觉性就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
荀子看重人的本能欲望，本能欲望会支配人的外在行为，导致作恶。所以，荀子主张性恶，重视外在的教育、约束和管制，跟孔子所说的“约之以礼”路线比较吻合。
他们二人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达到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政”理想，实现“大同社会”。
所以两人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也不存在哪个学说不正统的问题，只是一众儒家弟子太着相了，非得争个高低不可。
殊不知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想到这里，叶枫微微笑了起来，对等待他回答的荀子回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轰！！！
叶枫的这番话让众人振聋发聩，他们都是儒学大家，自然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无不大为佩服，嘴里喃喃着重复这两句话。
叶枫心中暗笑，王圣人的心学果然不同凡响，直接就镇住了儒家众人。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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