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虽然麦子的平均比重为1.1吨，但麦子在自然堆放时，麦子与麦子之间也是有间隙的，1立方米麦子的实际重量为0.75吨，也即1石麦子的重量为57.56公斤左右，合97.05明代斤。
稻谷碾成米时，稻谷的出米率基本在0.72左右，也即1石稻谷可碾米33.16公斤（0.54石米）。麦子碾成面粉时，麦子的出粉率在0.75左右，也即1石小麦可碾面粉43.17公斤。
在明代，淮河以北地区的粮食产量，丰年时旱作区通常为夏麦1石、秋粟1石，水作区夏麦1石、秋谷1石。不过对于山西、陕西有水源的地区，即使种植水稻，水稻亩产量是没有1石的，只有5-7斗左右。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产稻区的粮食产量，如无灾害的话，亩产量通常为夏麦1石，秋谷1.5石。长江以南的双季稻产区的稻谷亩产量在3石左右。两广地区（含海南）为一年三熟稻，亩产量可达4石。
种植双季稻，稻农极为辛苦。明代江南三府（苏州、松江、嘉兴）农村因副业（棉纺、丝绸、烟草）发达并不种植双季稻，仅种植单季稻，把多余下来的时间用来纺线、拉线、纺纱、缫丝。常州府、湖州府的山区还是种植双季稻的。
江南三府尽管不种双季稻，无灾害的话，因土地肥沃，秋谷产2石为常态，如粪多人勤的话，秋谷亩产量可达3石。夏收麦产量为1石/亩。
粮食产量受气候影响很大，如遇气候灾害，粮食产量就会歉收，甚至颗粒无收。
明代的这个粮食亩产量与后世的粮食亩产量是没法比的。后世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单季稻的亩产量普遍在500-700公斤左右；种植双季稻的话，二季水稻的亩产量可达700-800公斤左右；稻神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后，杂交水稻的亩产量普遍在900公斤左右，高产杂交水稻的亩产量甚至可达1100公斤。使用化肥、农药后，麦子的亩产量也普遍在600-700公斤左右。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前，田赋通常是按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两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则加三升，即八升五合五勺。对于产稻区，这个升、合、勺指的是稻谷，百姓缴纳麦子时，要按0.8折换算成稻谷。
凭良心来说，明朝田赋税率确实不高。以北方产稻区亩产1石稻、1石麦（折算为0.8石稻）计，耕地的年亩产量折算为1.8石稻，民田缴纳田赋三升三合五勺，即0.0335石，税率是1.86％。苏州府、松江府以外的南方地区，以亩产2石稻谷、1石麦计，耕地的年亩产量为2.8石稻谷，民田缴纳的田赋税率为1.2％。
但这个田赋税率，对于众多佃户来说却是没法承受的。佃户靠租耕地主家的田地来活命，有点良心的地主向佃户收取40％、50％的佃租，狠心点的地主要向佃户收取60％甚至70％的佃租，这些佃户在缴纳了佃租后，手里就没剩下多少粮食了。
以北方产稻区为例，假如地主与佃户的租金比例为五五开，粮食的年亩产量为1.8石（稻），佃户每亩地要交给地主0.9石的佃租，再缴纳0.0335石的田赋（占口粮的3.72％）后，每亩地用于养活自己的粮食只有0.8665石稻谷，因稻谷的出米比率为0.72，0.8665石稻谷可碾0.624石米。
如肉食品充足的话，每人每日平均需食用500克大米，一年要食用大米182.5公斤，即食用大米2.97石。1家有5口人的话，全家需食用大米14.85石。实际上，明代还没有足够的肉食品，普通农户也不可能经常食用肉食品，因此一个5人之家一年通常要食用18石米，该佃户至少需租种29亩地，这29亩地还不能种经济作物，累死累活才能养活全家。如5口之家租种的田亩数量不足29亩，或遇灾年，就要挨饿了。
铁课为“三十取其二”即6.67％，盐课为“二十取其一”即5％，茶课基本在“三十取其一”即3.33％（川陕地区除外，是十取其一，即10％）。其余行业大多按“三十取其一”收税。
丁赋即为人丁税。人丁税是按男丁来收取的，女丁是不用缴纳人丁税的。
后世有人统计明末人口时，说明朝只有6000多万人口，依据是缴纳人丁税的数量是6000万，那是错误的。实际上明末人口接近2亿。漏了的1.4亿人口中，除了不需缴纳人丁税的女丁外，还有地方上的故意隐瞒。
朱元璋登基后，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丈量，加上后期垦荒的土地，全国的土地只会多，不会少，但人口的增长，不像后世那样每隔几年就搞个人口普查，那时候是很容易隐瞒的。隐瞒了人口干嘛用呢？用于地方官员的贪腐。比如一个县明明有20万男丁，收取20万男丁的人丁税后，只向朝廷中央上交10万男丁的丁赋，留下10万男丁的丁赋供地方官员贪腐。
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就发现全国各地都有瞒报人口的现象。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将人丁税摊入田亩，不再缴纳人丁税，但田赋的税率就增加了。无田亩的人家也不用摊派人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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