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人类最早的义务教育制度并非出现在1619年的德国，而是在12世纪初北宋政权，赵佶主政时期。
虽然说，与现代的义务教育相比，赵佶创办的官学制度不够健全和广泛，但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这种教育理念无疑是文明的曙光，具有超前意识。
赵佶主政的25年间，官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地方上的州县学逐年扩大，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数量累计达到二三十万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
为了提高官学的地位，赵佶还设立了"养士费"，提高学生的待遇，包括提供免费食宿和津贴，此外，参加过公、私复试的州县学生也一律免除其户役。
这些措施增大了官学的普及力度，让贫苦出身的士子也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大大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且，赵佶的官学制度也为赵耀扩大办学规模，大力推行科学教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赵耀心里是清楚的。
然而，办官学是要很多钱的，朝廷的那点预算，刨去官员工资和军队支出，基本就没剩几个子儿了，这钱从哪儿出？
农民太穷了，根本榨不出油水，只能把镰刀对准士大夫阶层。
2、废除恩荫制度
赵佶发现官僚机构臃肿，冗员繁杂，有许多官员吃空饷，光拿钱不干活儿，每年消耗无数的财政预算，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恩荫制度。
宋代的恩荫制度是一种官员子弟继承父辈官职的制度，也被称为“门荫”制度。这种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不仅适用于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还扩展到其亲属和门客等。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为了安抚交出军权的武将，推出了名目繁多的恩荫制度。这不难理解，兵权交给你了不给足好处，谁干啊？肯定反了你丫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承天节（每年生日）、南郊（三年一次）奏荫子弟恩例，以及大功以下常选官员的奏荫制度。这些制度使得官员的子弟、亲属和门客等可以凭借父辈的功绩和官位，享受特殊的待遇和特权。
到了真宗时期，朝廷几乎被士大夫完全掌控，为了谋求更多好处，文官们联合起来，放宽了对恩荫的限制，恩荫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恩荫愈滥”的现象。
总的来说，恩荫制度是一种基于封建世袭制度的特殊官僚制度，它不仅限制了官员的选拔渠道，也使得官员的子弟、亲属和门客等享受特殊待遇，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恩荫制才是主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祖辈出了个官，七大姑子八大姨都能弄个官做，家族子弟可以轻松保送国子监，分分钟把大G开进故宫，随时可以利用特权敛财和兼并资产，收租收到手软，二十万一斤的茶叶想喝就喝……
老子英雄儿好汉，荣华富贵万代传！
赵佶为了打破这种现象，废除了恩荫制度。
这相当于，把官N代和富N代的仕途财路断了，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对文官集团来说，此仇不共戴天。
废除恩荫制度省了不少钱，只能“节流”，却不能“开源”，于是，赵佶又变着法儿地搞钱来增加预算。
3、推行公田法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检括民田，将民间那些所有权不明的“无主之地”收归公有，重新分配，以此来缓解土地兼并现象，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削弱地方豪强大户的势力。
简单来说，就是查你家里的地契，然后用地契和你实际拥有的土地做比较，把超出地契的土地收为公田，由国家经营和再分配。
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由专门的机构如稻田务、营缮所、西城所等负责。
宣和三年（1121），首先在京西汝州开始实行，随后推广到京西全路、京畿、京东、淮南、河北等地区。
可是，公田法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地方豪强对抗公田法，隐藏土地，或者利用旧契约随意更换田亩等。同时，公田法也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大地主，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无数土地，自己就禁不起查，更不会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公田法被文官们骂惨了，在史书上更是被黑得一无是处，说朝廷利用公田法随意夺取小民土地，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可实际上，自唐末以后，普通老百姓哪里有土地啊？能当个佃农勉强糊口就不错了。真正有地的还是那些三位一体的士大夫集团。
再说了，土地清算与反腐几乎同时进行。
那些超出地契的土地是怎么来的？交税了没？是不是非法所得？他们说的清吗？
总的来说，赵佶的公田法是一种尝试性的土地改革制度改革，一旦实施成功，相当于重新分配生产资料，能够大大缓解阶级矛盾。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士大夫阶层势力过于庞大，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和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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