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运在被几道前菜折腾的品尝了酸苦辣，唯独没有甜的时候，做菜的厨子也在忙着，毕竟，按照李乐自己的话说，他，还是个研究的学生。
“我们知道，在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经过单位制度的叠加，在这一地区塑造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生态，而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这套固定的公式中来，会演变成什么呢？”
回到茶啊冲的又一次课题组会上，李乐一本正经的就自己这些天“假公济私”过程中调研和归纳出来的成果，坐着讲述，连祺捂着半边脸，心说这秃子怎么这么能扯淡，可又扯得挺有道理，要不然，惠、吕两位老师，怎么听的那么仔细，还时不时问上几句。
琢磨琢磨，连祺在本子的角上，写下，“水，忒不要face”几个字，再一抬头，又听到。
“我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市场经济起步的头十年，大多数国企并不是一下子就受到新兴个体、私营民营经济体的威胁，反而因为掌握垄断相关资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一方面认为这样的大企业不能轻易破产，否则挑战合法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还需要大企业承担一些国家的生产任务和计划，不能轻易放开原材料供给和产品流通渠道。”
“在调整初期，国企就业人数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因其优势吸引了更多的适龄经济人口，前十年，就业人口达到顶峰，以辽省为例，其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1992年达到顶峰，为1021万人，在这一年，辽省总人口为4000万。”
惠庆一抬手，指了指李乐，“有数据支撑？”
“有，辽省的统计年鉴。”
“继续。”
“哦。第二阶段，我成为过渡期，市场化持续推进，市场的发展和国家对于国企的态度转变，逐渐挤压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资源总量，没有能够持续为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稳定存续提供保障。”
“体现在，民营企业逐渐积累资本和学习技术，吸引技术和管理人才，二，政府表现为逐渐向大中型工业企业推行破产制度以及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政策，从而重新定义了可以在国家渠道获取资源的企业的边界。”
“根据你的研究，如何理解大或者小的转变？”吕申插话。
李乐笑了笑，“资产和生产规模意义上的大转变成为绝对市场垄断、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上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末，经过一系列调整，除了政策性垄断、自然垄断行业，或者关乎社会安全的超大型国企得以保存，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在抓大放小这一轮调整中都收到了冲击。资源的分配也越来越倾向于民营经济体制企业，或者说，趋向打破壁垒，放到一个圈层里竞争。”
“而最终体现在97年前后，国企突然的下降过程。继续以就业人口作例子，97年一年，辽省就减少了294万国企单位职工，而到去年这五年间，一减少了523万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对于这一地区工业单位制社会来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渐进式改革，而是一种突变。而这一突变，造成了一些我们前面所呈现出来的后果。”
“于个人是迅速的被动的脱离单位制，于企业，则是破产、改制、被兼并，重组，被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所吸收，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意识、制度、监管上的缺失，已经或者正在，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我们这次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系列问题。”
惠庆扔下笔，揉起了手腕，“说说，你怎么总结的。”
李乐点点头，“我把这些问题，姑且称为国企改制中的行为艺术。”
“哈哈哈，都上升到艺术高度了？”吕申拍着桌子笑道，“讲讲，我们听听怎么个艺术法，看看这些艺术家是怎么操作的。”
李乐看向连祺。
“啊，好。”连祺忙点开一个婆婆特。投影一变，出现一张图片。
李乐走到幕布前，“我总结了十种，低估、走穴、伪造、保驾、威胁，赖账、设套、蒙骗、违规、行赏。”
“例如这个低估。国企改制中，有句行话叫可汤吃面，一层是指职工安置需要多少成本，就把企业资产评估成多少，变现成多少，另一层意思是即使卖钱比职工安置成本多了，也不能留给职工多分。像有些职工说的那样：只要给够了我的那份，你们就是把厂子按上轱辘推回家去，我也不管。”
“而在国企资产评估过程中，尽管受卖家委托，但无一不偏向买家，而且，很多都低估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这次去调研的新化特钢，不足7年的一处临街三产商铺，仅估成了600元一平方，远低于市价。钢筋混凝土结构，能够抵御原子弹的库房的使用寿命仅估成了6年，一处厂房5月份评估为78万元，而三个月之后的评估却成了32万元，两次评估竟相差46万，卖家对国有资产的评估要求，似乎不是追求其价值的最大化，而是越小越好。造成国有资产巨量流失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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