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于更多的世族，处治何氏会以“暴病身亡”为最佳方法——首先这能把家丑一铺盖遮掩，再者又能让长房出口恶气，体现伍尚书这位家主的公允无私。然而这样一来，就完全不把姻亲何家当一回事，何家若是信了何氏乃暴病身亡，自然不会对伍家怀恨，但虽说何氏“病故”，何氏还有三个儿子，仍然需奉何父为外祖父，且伍家也必须对何家示以虚伪。
法外用刑，这当然不是官员应持之道，伍家手里会沾染何氏一条人命，让何氏的三个儿子如何自处？他们毕竟是何氏怀胎十月所生，日后怎么面对杀害生母的祖父和伯父？他们怎么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瞒骗外家？
要么就是何家对女儿的暴病起疑，但两家门第此时相差悬殊，伍尚书完全可以“恃强凌弱”，但这样的做法更加后患无穷。
关键是伍家本为受害一方，根本不应担当这样的愧错。
最公允的选择无非将何氏送官法办，可世情往往不会认可这样的公允，到头来伍家仍然会受诽议，所以春归能够理解伍尚书的权衡。
请何父来京，两家人当面说穿此事，和离了断，伍家是给何家留足了情面。
如果何父当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不会轻恕何氏的罪错，就算不忍亲手断送何氏的性命，但何氏也休想为所欲为，她的余生，虽无牢狱之苦却受牢狱之实，而伍家的留情，实则是让子孙仍然能够得以堂堂正正，不担非罪之惩。
但何父如果表里不一……
还是那句话，伍、何两家门第悬殊，何父既然伪饰多年，就不会看不清这显然的利弊，他们会毫不犹豫舍弃何氏，求得伍家的宽容，那么何氏就断然再无生路。
总之伍尚书这样处治，都不至于造成何氏逍遥法外完全不受罪罚。
但春归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仿佛有个甚大的疏漏，但她却偏偏不能拿实，找不到那疏漏的入口。
而这时三夫人又再次直言感激：“这事儿若不察实，难保何氏欲求不满之下，还会做出多大的罪恶，总之多得春儿相助，才能让水落石出。康哥儿非但不会再有性命之忧，且经此一事，对他也算磨砺
，虽然兄嫂这么多孩子遇害，实在让人痛心，但庆幸的是终于能够剜除毒瘤。”
春归便暂时摁下不安，道：“我也有一件烦难事，需得叔母援手。”
没有客套，开门见山。
三夫人却很喜欢春归的坦率，又是一笑：“我决心请托春儿相助时，就已经有所准备了，我看得出来，春儿大抵是不愿中馈被二嫂一手掌控吧？我虽生性懒惰，且因为老爷是庶子，往常难免小心谨慎，不愿牵涉太多……可我还不敢有违老太爷的遗令及庶母的嘱咐，但凡是庭哥儿这家主有令，我其实都不敢懈怠的。”
春归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申明：“此事我并未与大爷商量过。”
“夫妇一体，庭哥儿待你如何，太师府众所皆知，春儿既觉此事不需同庭哥儿商量，那这事儿就的确没有商量的必要。”三夫人干脆坦诚布公：“春儿刚进太师府的时候，我的确谨持观望，因着沈皇后的缘故，不确信你与庭哥儿能否夫妻同心，直到白鹭事件后，我心里才有笃断，实则决定向春儿求助时，我就已经认定你为轩翥堂的主母了。”
三夫人既然把话说到这番深度，春归也直接追问：“那么叔母能否告知……婆母当年之事实情究竟如何？”
“春儿是怀疑幕后推手不仅只万选侍？”三夫人果然是个明白人。
“毕竟惠妃娘娘是在此之后选入内廷。”春归也提出了关键的疑点。
“我不喜朱夫人。”三夫人毫不诲言：“相比之下，我着实更觉沈夫人易于亲近，但当然我这话并不是说朱夫人的品行有何不妥，我和朱夫人着实不算熟谙，我嫁进太师府那年，朱夫人刚怀上心姐儿，认亲时我对朱夫人印象深刻，因为那日，她屋里的一个奴婢因为和二伯多说了几句话，她便下令将那奴婢发卖，那婢女很是委屈，说二老爷问话不敢不回，但朱夫人没有听信婢女的解释，后来那婢女担负有失检点的罪名儿，被发卖充作劳役，活活累死的，朱夫人甚至告诫家里的仆婢，说这是她的安排，因为尤其侍奉过主母的婢女，不可能会被发卖到烟花之地，就连婢女也不能流落肮脏地界，所以倘若有奴婢再犯，等着的就是个劳役累死的下场。
无论有多少人跟我说朱夫人如此处治符合世情规范，但我着实不能认同，我以为她不能用自己的观念束禁他人，奴婢不是贵妇更不是大家闺秀，她们听从主人才是应当，不能强加奴婢也遵从男女大防，我一直不认同朱夫人的治家观念，她太冷情，虽未如何氏一样谋害人命，但着实也是铁石心肠。”
三夫人摇头道：“死者为大，我并无意妄责朱夫人，但我只是想让春儿明白，因为我对朱夫人心怀异议，所以从来与她保持距离，根本没有亲近过。后来朱夫人受圣上降旨斥责，我只留意到那段时间安陆侯夫人几乎日日过来太师府，那时老太爷不在京城，家里的事都由老太太和大老爷作主，庭哥儿……为此事还去求了圣慈太后，可在这此关头沈夫人又自缢未遂……皇上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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