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风看到平常只管自己分内事务不爱表态的章天桥主动地站了出来反对白斯文和我的发言，嘴角上那丝赞赏的微笑一纵即逝，我“不小心”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眼下正在召开重要的会议，思想还是禁不住开了小差，思路随着几天前的那次谈话的内容信马由缰地如同木樨花的香气一般弥漫发散开来。
并不是我们的发言讲得没有道理，而是他要把握住会议的节奏，虽然事件重大时间紧急，但讨论中要有分歧，才会有民主的集中，只有把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才能在向首长汇报的时候做到游刃有余。
虽然电报的内容只看到了一会，但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和对工作『性』质的了解让李晨风心里有数，“蝴蝶专案”侦办以来，主要的工作内容其实只有三项，分别是：保密、找人和对未来信息的利用，而在李晨风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保密工作，“蝴蝶”的出现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把事情死死地瞒下来，才能更好地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毕竟我们国家的实力目前只有这个样子，一旦情报完全泄『露』出去，引来美苏为首的列强施压干涉，那么对世界版图的震『荡』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后果之严重谁都无法预料。
其实在如何尽快找到“蝴蝶”的问题上，李晨风内心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中，关于“匿名信”的事情或者案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般普遍存在的“八分钱、查半年”现象，那是属于基层基础层面，涉及信访工作领域的范畴，不在情报系统的工作范围内，但其中涉及到侦破因诬告、陷害从而需要倒追寄信人责任的案件也为政法和情报机关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作为国家中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李晨风更知道许许多多的常人不了解甚至难以想象的红墙内幕，亲眼看到乃至直接经历了那些年“匿名信”是如何在高层政治生活兴风作浪的。在被严重扩大化了的影响深远的反right运动中，是以6月8日日报的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拉开帷幕的，而这篇社论又是以一封匿名信来破题展开的。在国外，美利坚国的大统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老朋友尼克，在“水门事件”中就是被一封又一封“匿名信”穷追不舍地曝光，最后导致了他的下台，害得据说『主席』都为他的遭遇抱屈。
在我们干部任用的关键时刻，往往就是“匿名信”告状满天飞之时，从上至下皆是如此。开放之初，一号首长因为日理万机事物繁忙所以曾经想要重用一位骁勇的上将军来分担他手上关于部队上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和老帅们通了气达成了共识，但是因为在日常主持工作期间，这位将军比较坚持原则，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他被提拔，于是那段时间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就多起来，不少匿名的告状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最后真的干扰了中央的决策，直接导致情况发生变化，只得再次讨论和征求意见，中央最后换成了现任的这位人选。
说起正常反映问题的“匿名信”，就不得不提到信访工作制度的设立，李晨风一定会有点脑门子疼，因为这和他现在的这位“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间接联系。
从解放初期就开始出现的截访事件，曾经引起了『主席』的高度重视，像是规模比较大的天府群众去京城告状，坐火车到了豫省就被拦了回去的事情，『主席』的警卫战士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得知了此事，就向『主席』打了报告，『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气，委托总理进行处理，于是总理就派人把告状的群众接到京城，和『主席』一起听了群众告状。还有一件事就是豫省的大规模强制拆除的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这两件事又恰好都是在现在的一号首长当时的责任范围，于是在56年的一次会议上，『主席』就指名道姓严厉批评了他，借此来警告党员干部们不得阻拦群众告状。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群众反映来京城反映问题不但耽误工作还靡费路费，实在负担不起，希望能够直接通过信件反映情况，『主席』非常赞同，经过讨论，于是中央下文把党内的信访（党员有权直接写信给『主席』）扩大到了全社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并且规定任何人不得截留告状信，违者，党纪国法严惩不贷。
如前面所述，即使是匿名，但只要是正常反映问题和提出诉求的信件，寄信人是受到党纪国法保护的，但是有的“匿名信”如果涉及诬告、陷害，或者是在特定的政治氛围和特殊环境下，是必须要对寄信人一查到底并严肃追究法律责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
李晨风就亲自经历过两起这样的案子，前不久，他就在一次三人小组的会议上把这两个案子讲给我和章天桥听过，说他一思至此，心头不免泛起层层波澜，酸甜苦辣顿时涌了上来，让他倍感唏嘘。因为这两起案子都与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主席』的夫人云鹤而分外地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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