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亦如云烟，消散在彼此面前。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这两起案例可以发现：坏事（打击迫害正义发声的人民群众）都是公安干的，情报部门只是在里面打酱油的；即使是中央高度重视限期侦破的案件仍然要讲求办案的基本科学规律，政治局都有办不成的事情，何况你一个小小的专案组；这两个案子还算是好的了，案子破了，结论下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有一个朋友被抽调到侦破写给永远健康的夫人的匿名信的专案组，陷入到首长夫人们的相互指责、谩骂和恩恩怨怨当中，是是非非难以评说，最后落了个神经衰弱不得不黯然离职休养。
哦！搞错了，以上这一些都是李晨风在跟我们讲过去的故事的时候说的，和我们真正要分析的东西也没有关系。
言归正传，下面我们还是以上述两起案件的经验教训来介绍分析目前我们小组对“蝴蝶来信”的侦破情况，我们尽量说得简单和直白一些。
时代在进步，侦查手段在提高，但是我们的对手更加地高明或者说是狡猾。
在案件侦破中，人们总是相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凡走过的必有痕迹！。”但是道理总是虚的，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中去的，我们遇到的也很可能是“天空中未曾留下鸟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的那种，在这件工作上很多以往的经验和做法没有了用武之地。
按照两个案子的步骤，先从动机开始查受益人的话，根本就无从查起。没有典型的受益人，如果强行说要有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都能从中获益，“蝴蝶”掌握的未来信息价值无法以常理来估量。根据笔迹和内容判断，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爱国的孩子，但是全国的孩子那么多，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排查。不要提国安部门原来提出的那个全国大排查计划了，当时完全是为了应付上级首长的，即使举全国之力把孩子们的作业本都搜集起来进行笔迹筛查，那就再也不可能做到保密，是把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送。
那就从受害人的角度来查的话，当然，根据那份“我知道你干了什么”的黑名单，我们确实逮捕了一位背景深厚、前程远大但是却私自偷窃国家高度机密有叛国企图的高级情报官员，也有很多人因为在名单上所以即使现在工作表现优异也已经被组织上限制使用，在要害位置上的正在逐步调整工作岗位，一名在明珠回归谈判工作小组任职的业务人员也已经被组织上隔离审查，但要是说“蝴蝶”和他们中的某个人有什么私人恩怨，为了打击报复而给我们写信的话，那真的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这种为了某粒沙子而烧干整个大海的做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即使“蝴蝶”是像肖雨城的某部科幻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为了打击一个贪官，就把整个城市里的贪官都举报了，我们对他也无能为力，并希望他能举报得更多。
“18号案件”仅仅是嫌疑人一个简单的声东击西，就把专案组玩得团团转，在魔都再努力折腾都是虚度光阴，而嫌疑人却躲在京城里面稳如泰山，直到她自己暴『露』出来为止，所以“18号案件”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接下来就是成功侦破的“匿名信”事件，一步一步地来，查信封、信纸、墨水、胶水甚至写字的钢笔，这些一切与信直接相关的东西，最后都一无所获。我们没有那么地幸运，有写着厂名的信封或者部队专用的信纸可查，“蝴蝶”应该是知道这些套路并处心积虑做了规避的。他使用的全都是轻工业占全国半壁江山甚至是优质货的代名词的魔都大厂的产品，信封和信纸是魔都印刷一厂的，墨水是最常见的英雄碳素的，胶水是魔都胶粘剂厂的，钢笔也是最普通的英雄钢笔，一水的国优部优名牌畅销货，一水的几十上百万大批量生产数量，最关键的都还是全国各大百货、文具商店有售，这要我们怎么查啊？
接下来查信的经手人，除开小组里的同志以外，知情的周春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都已经死亡了，也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被“蝴蝶”利用为来信提供中转掩护的感动中国——张织霞、女排队长——孙进芳，那都是国家树立起来的先进榜样，政治上非常地可靠不说，他们除了对写给她们的信看过以外，对信中信的内容也是一无所知，还有只是经手来信毫无察觉的编辑秦晴，给基地送信结果吓得半死的邮递员和京城电报中心大楼的某收电员，都不能给我们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再来查邮戳和查往邮筒里寄信时出现的可疑人物是同步进行的，通过邮戳和信封上的指纹，我们通过比对已经找到了投递这些信件的邮筒，找到了收取这些信件的邮递员，然而耗费的大量精力并没有什么作用，邮筒都处在大中城市里的闹市区，邮递员们对自己无意中遭遇过什么样的大事件茫然无措，而且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也没有人会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邮筒里塞信的人留下多少记忆。我们甚至从几个信封中采集到了好几个儿童指纹，但大量的信纸中却找不到一个，“蝴蝶”掩护自己的手法非常地狡诈，我们有理由相信，往邮筒里寄信的也非常可能并不是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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