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羽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我在复旦的经济学导师，给我上过一堂课，我现在记忆犹新。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马阿里在纽约，和纽约的市长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这些年我们中国花了大概4万亿美刀用于基本建设，我们到处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他们霉国花了4万亿美刀去打仗，一个接一个。不是我们中国威胁了他们，而是，他们走错了方向。
借着这个新闻，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重点分析。
老师说，95年前后，西方国家以霉国为代表，宣布停止对中国的制裁。那么，中国又开始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这时候，突然又出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那就是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把所有按照西方自由市场制度，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四小龙、四小虎，几乎扫平了。
那这时候呢，只有中国没有垮。
四小龙、四小虎都垮了，按说中国应该比他们问题更严重。
我搜索过那时候的资料，知道在97年那年，朱总L开了个金融的会议，清理不良资产时发现，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比高达三分之一。按说，超过8%的资本充足率，就该破产了。
莱曼兄弟银行破产的时候，是六点几，不到7%，中国当时的大银行、国有银行，全都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不良率的，按说早该破产了。
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在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自己清理了一下自己的台账，发现比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还要严重的多。
可是我们没垮！
没垮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时候，我们有货币自主权，我们有财政主权，我们中国那时候的财政、金融是不分家的，所以由财政直接把金融的坏账剥离，当时叫做‘坏杖剥离’。
这个过程和记录是公开的，王书记，你不信可以让信息科的人去查一查。”
王书记听到这里，兴趣大增！
他好歹是一县委书记，对这些自然有所耳闻，点点头：“没错，你继续说。”
云羽继续说道：“当时，把所有的坏杖剥离，然后财政出面建立四大资产公司，包括大家知道的什么长成、信达、阿德等啊！
每一个资产公司对应一个大银行，把那个银行的坏账剥离以后，由这个大的资产公司来替他处理坏账。
然后，银行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让当时刚刚行成的一点外汇盈余，向银行重新注资，满足8%的巴斯尔协定资本租率，然后推进市场。
这就就是中国当时处理问题的办法，所以中国的金融尽管他的问题很严重，但是他没有出现东亚金融危机的那个局面。
当国家可以直接来管控金融，这一招，使中国在97年东亚金融危机幸免于难的时候，西方的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称‘中国威胁论’。
以前‘中国崩溃论’可是唱了好多年，我们不仅没崩溃，而且在其他的按照西方模式开展，随工业建设金融的那些国家都垮掉的时候，我们中国反而站住了。”
王书记灵光一现，好像抓住到了什么重点，财政一体，剥离坏账……
如果使用政府力量，强行把制造业等实体行业从房产公司担保、借贷中踢开，由国有资产单位接手那些雷，就可以避免暴雷后，降低那些实体企业倒闭的可能性。
担得起这些雷管吗？
这两年，祁县政府卖地和银行利息收获的GDP，毕竟肉还在锅里，确实也能担得起，至于那些私人老百姓的损失就没办法了。
不过，只要那些房企不倒闭，房价稳住，没有烂尾楼，老百姓的损失就会小很多，至少还有房子在那，不是吗？
可是，是否有软着陆的方式呢？
王书记没有打断云羽的话，听他继续说。
云羽说上头了，居然有点停不下来，继续借题发挥说：
“于是乎，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很清楚，你们之所以过来，是因为你们没有capital资本管控，其他的国家之所以过不了那个坎来，是因为capital有资本自由流动。
这时候，中国崩溃论转化成了中国威胁论。
我们国家能有今天，不容易啊，今天那些西方国家之所以频频用舆论攻击我们，在各大行业封锁我们，其实早就在做了。
1999年，南海的撞机事件，还有后来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啊，等等这些，都是那时候因为中国是威胁了，他们把中国作为邪恶国家之一了。
好在天佑中华！
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当时很衰败嘛，他们没在中国身上下真功夫，而中东才是个热点地区。
因为他们霉国支持的财团，转过头来变成了霉国的威胁。
本来就在他们要对中国下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大事件，9.11，那一下就把霉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中东。
于是开始了A富汗* 战争、一拉氪*战争，一个接一个开始打了起来，这才有了马阿里那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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