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块都给了他，我们挤在了中巴车的行李厢里。车打着喇叭停在路边，不一会儿果然有熟悉的声音传来。我爹、她爹，各种闹哄哄的声音。好一阵儿，终于清静了。
车开了。
两个小时后，车停了。
我和梁子都快憋死了。司机打开行李厢，隔着彩条布小声对我们说，有人在堵你们，别出声。
车停了有半个小时，又开了。约摸十几分钟后，终于我们被放了出来，原来是在一个修理厂。司机把他的手机递给梁子，让我们给熟人打电话。
不到二十分钟吧，汪老师来了。没有任何办法，这是我们不用电话薄能在镇上找到的唯一一个熟人。七年没见，汪老师老得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她头上包着一大块头巾，瘦得好像脱了形。
我们到了她家。熟悉的房间，还是那么朴素、那么一尘不染。梁子却注意到了茶几上的药瓶。她一把拉掉了汪老师的头巾。毫无光泽的光头就那样暴露在我们面前。
梁子哭了。汪老师反过来安慰她说：人生都是过客，总有离开的时候。
汪老师死也不跟我们去北京看病，她说已经是晚期了，不折腾了。
她给我们设计的路线果然没有再被追上。穿着高中时留在汪老师家，还有着樟脑味道的衣服，我们出发了。
反向坐火车、再坐飞机，晚上就回到了北京。
我在飞机上就烧得昏昏沉沉了，救护车直接从机场开到了医院。大夫说我得了败血症。JC来做笔录，查看着我身上横七竖八的、翻卷的伤口，问是谁干的。
梁子说：是误闯了鬼门关。
#我永远住在你心里
林老师并不是个陌生人。事实上，论辈分他是我的表叔，不过，大概需要“表”七八次才能表达清楚我们的亲戚关系。
每年的大年初一，林老师都会来给我爷爷磕头。爷爷受了礼，就会封个红包给他。爷爷总是说，小林子，别跟自己过不去，开开心心过个年啊！
开学的时候，爸爸送我到校门口，说，死丫头，你给我老实点儿，我会让小林子看着你的！
那时我刚上初一，正是叛逆期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爸爸的这句威胁是我一切不幸的根源。其实我并不是个叛逆少女，我只是碰巧交了几个好朋友，碰巧她们都是叛逆少女，我就被“物以类聚”了。等我反应过来，乖乖女们早已对我敬而远之了。我有心远离叛逆组合，可是又不想被孤立，正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爸爸的话无疑像个助推器，把我推向了离经叛道的那一方。
慢慢地，我、小雨和菲菲就成了一个铁三角。我们一起逃课，一起化妆，一起去滑旱冰、打台球，还一起去逛乌烟瘴气的迪厅跳舞。考试成绩公布下来，我们每次都包圆前三名——倒数的。我惊讶地发现，爸爸不但骂人功力大增，还学会打人了。
有一天我带着伤去上学，被林老师看见了。他揪住我问谁欺负我了，等弄明白是我爸干的，他就跑到了我家里。
不过年不过节的，我爷爷见到他可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提前老糊涂了。所以，他什么正事都没来得及说，就忙着张罗送我爷爷去住院了——心脏病犯了。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单独跟林老师说过话。我有点儿不敢看他的眼睛：两条极其浓密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还覆盖着厚厚的睫毛——后来我数过，他的睫毛是双层的——眼珠子也黑亮得吓人。我总觉得这是一双属于绝代佳人的眼睛，只是长错了地方。
这种眼睛也是我们家族的遗传了，爸爸也是大眼睛长睫毛，可配了他长得随心所欲的其他部分，就显不出这眼睛了。最可惜的是我跟这么好的基因失之交臂，长了一双我妈妈的细长条眼睛。爸爸说这是丹凤眼，我看着遗像里笑得眼睛一条缝的妈妈，硬生生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
我只在照片里见过妈妈。就在那年，爸爸告诉我说，妈妈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给我的，据说她生我的时候是破腹产，很凶险，只有力气说最后的一句话。那句话是：告诉女儿——可是没等妈妈说出下半句话，她就急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
爸爸这样告诉我之后，我没黑没白地琢磨着妈妈要告诉我的话，但是想破了脑袋也没有头绪。
我把这件事告诉林老师，他听了半天没说话——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在他劝了爸爸不要打我之后，爸爸打得更厉害了，酒也喝得更凶了。一边喝，一边拿着拳头咚咚地往墙上打。我吓得心砰砰直跳，爷爷还在医院，爸爸发起飙来连个劝的人都没有。于是林老师就常常来我们家了，每次都是接到我电话急匆匆赶来。
林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他身形高大，在国人还不知道健身为何物的时候，他就已经练了一身的肌肉块儿。我爸爸不是他的对手。每次我一哭着打电话，爸爸就说，又去搬你的保护神了？我看他能护你多久？啊？他还能住下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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