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县还是有百姓的。
去年贼众洗城，杀的主要是城内的百姓。对生活在乡间的民众，则无力顾及。如今高陵县城内仅有的数十户，也是从乡间搬过来的，或者是躲避战乱后回家的。
一到夜间，灯火都没有几盏，充满着阴森的感觉。
万余大军的到来，让百姓们有些惊慌失措。别说什么官军贼军，有区别吗？长安城里的百姓，两年前巢军进城时蹂躏了一波，朔方军、泾原军入城时又蹂躏了一波，巢军回来后痛恨百姓心向朝廷，又蹂躏了一波。前阵子各路官军入城，再度蹂躏了一波。
两年四劫，贼军两次，官军两次，有区别吗？
不过在看到穿着驼毛褐布军服的铁林军士卒后，他们终于稍稍放下了心。
毫无疑问，这支军队也是要钱的。但他们会派出那位书生气息浓厚的郭孔目官出面与地方谈，只要满足了他们的钱粮要求，秩序维持得相当好。
百姓们其实不怕出钱，怕的是失去秩序的乱兵。乱兵不光要钱，还要女子，这两年长安的妇人几乎没有逃过毒手的，不少人家偷偷生下了贼军或乱兵的孩子，凄惨无比。
邵树德在亲兵的护卫下，进城看了看。八个月过去了，城里仍然没有完全收拾干净。倒塌的房屋、烧焦的木梁依然随处可见，毕竟就几十户百姓，县令、县丞之类的官员也没有新的来接任，几乎就是个没秩序的地方，全靠一两个有威望之人出面维持。
邵树德让辅兵将城内清理了一下。断壁残垣下还挖到几具白骨，一并葬到了城西。那里如今就是个乱葬岗子，埋了三千高陵百姓，还有神皋驿大战中被铁林军斩首的贼军士卒。不知道九泉之下，他们还能不能好好相处。
“邵大帅何不留在关中，做那京畿道制置观察使？”即将离开时，城内突有人说道。
京畿道制置观察使，管京兆府、同、华、商总计一府三州三十余县，两百多万百姓。这个职务，朝廷能给我倒好了，但那是朝廷直辖的人口和地盘，如今商州也剥离出去了，剩下的断然不可能再交给军头。
“邵帅稍等，某要随你一起出征。”一位少年提着猎弓，就欲往铁林军而去，不过没走出几步就被家人拉住了。少年的母亲拎着他的耳朵，不停数落着，少年则满脸无奈之色。
邵树德有心想说两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朝廷任命的京畿制置使田从异现在在长安，不合适，算了。
到了最后，只有一句：“若遇兵灾，可径经保塞军往绥州。邵某没法保证诸位过得多富足，但阖家团圆没问题。诸位有亲朋好友的，亦可转告。”
说罢，大军启程，一日便行抵三原县。
三原县令仍是裴远，不过他马上就要挂印而去了。下家也找好了，夏州朔方县令，对，就是跳槽到邵大帅手下扛活了。邵某非常欣赏他筹措粮草、打探消息的能力，两年来帮了不少忙，也屡次表过忠心，于是决定将其任命为朔方县令。
朔方县就在夏州城里办公，可以说是夏绥镇理所，对裴远来说也算不错了。
“裴县令，可否筹措三万斛粮豆？”邵树德问道。
“大王，这会县库空虚，不妨等到夏粮收了后再说？”裴远建议道。
还有两个多月才收获夏粮，邵树德想了想，这会百姓手里怕是也无多少余粮，便点头应允。要走，也不急这两个月。如今关内无主，圣人和百官还在蜀中，没有丝毫动身的迹象，王徽、田从异二人只管着长安，余皆不问，地方上几乎都处于自治状态。要捞钱粮，夏天确实是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
富平八县，一县弄个三四万斛粮食，算上缴获及剩余的军粮，估计最终能有三十万斛粮食带回绥州。
算上刘子敬要带回绥州的六千巢众，此时绥州五县人口将达九万七千余人，比起两年多前翻了一番还多。去年新开垦的土地今年春播应是种上了，如果不出什么岔子，今年秋收时全州可获粟米约56万斛，去掉州内开支（州兵及政府支出）、百姓生活所需，还有约二十万斛粮食剩余。自己再从关中带三十万斛回去，明年一年军队的粮赐缺口已解决了大半，剩下的再卖点战马，应该也能凑上了，甚至还能余不少出来充作赏赐。
明年是勉强支应过去了，可后年呢？巢贼已奔，关中安定，弄不到移民人口了啊。而没有移民人口，开那么多田地又有何用？根本没人耕种，除非抓党项人。
陈诚在一旁听着邵树德、裴远二人的话，默默沉思。主公在关中攒下的好名声，怕是因为征粮一事又要削减不少。不过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会要求上位者是一个纯而又纯的道德君子，只要你给他们安稳，比其他军阀多一点仁义，那就足够了。
遍数关中各路军阀，大部分人连给百姓安稳的生活环境都做不到。更别说还时不时劫掠地方了，有这些同行衬托，大王将永远是“道德君子”、“仁义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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