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这个词一出口，我差点把面前的碗打翻在地。
初唐一般是指唐代开国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大概是公元618年至649年，而61窟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于十世纪中期所建，也就是公元900多年，中间足足相差了两三百年。
五代时期开凿的石窟，怎么可能会出现比它早两三百年的壁画！
“常哥，没有搞错吧，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和历史。”我认真思考了半天，觉得这个结论太匪夷所思了。
常勇摇了摇头：“事实胜于雄辩，我相信我们院里的断代技术。当然，这也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识。但是事实就摆在那里，壁画残片不会说谎。大佛光寺西壁图案，初唐和五代时期的图案竟然完全一致，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幅《五台山图》壁画，初唐时就已有之。”
我惊叹道：“如果是那样的话，61窟的历史都将重新改写！”
常勇说：“谁说不是呢。但是61窟东壁、南壁、北壁保存了数十个曹氏家族女供养人的图像和题记，甚至还有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题记，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佐证又证明了61窟确实为五代时期曹元忠夫妇所建。”
常勇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儿都没有考古界多年的常识可能会被新的历史发现所无情推翻的沮丧，眼睛里反而迸发出一种异样的光来。
那是一种求索的光。
常勇看着我，笑道：“但这也不正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吗？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多少悬而未决的难题等着我们去探索，即便是已有的论断，也可能会随着新文物的出土、新史料的发现而被推翻。正是在这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颠覆的发现和认识的更新不断循环递进式的前进中，中华民族已落入尘埃、掩埋于地下的灿烂文明和历史才变得更加清晰、真切。”
常勇的话令我很震惊，我完全没想到，一个修复组的组长竟有如此博大高远的历史大局观。
谬误也许从来不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阻碍，一味地固守谬误才是。
“常哥，那61窟有可能是初唐时期开凿的吗？”我顺着常勇的思路往下走。
“不排除这种可能。”常勇想了想，说，“61窟甬道的东头南侧为63窟，东头北侧为62窟，这两个窟就是隋代修建的。而在凿建第61窟时，这两个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在61窟甬道东端抬头便可以看见此二窟。你想想，隋朝之后便是唐朝，而这三个石窟联系又如此紧密，也许分析一下土质结构和凿建痕迹，说不定能有一些新的发现。毕竟，61窟当初定为五代时期的石窟，仅仅是从壁画上显而易见的供养人所生活的历史时期来推断的。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往往就掩盖在显而易见的答案和人们的惯性思维下面。”
常勇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我知道，要推翻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有多么不容易。
“既然如此，也许可以换一种思路！更为大胆的思路！”有个声音在我心里吼道。
于是，我斟酌着说道：“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真的有一幅初唐时期的《五台山图》，只不过，它存在于我们尚未发现的石窟中。而这两块残片，就是从那个石窟中的洞壁上揭取下来的。”
常勇点点头，说：“有的专家也提出了和你类似的设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你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但这个点非常细微，一语道破之后，又会显得微不足道。”
我连忙问道：“哪一点？”
常勇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完全一样的石窟？”
这算是什么问题！
福楼拜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
连沙子都不尽相同，更何况石窟？
“根本不可能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常勇笑了，说：“是的。你们只看到了图案的相同或相似，却忽略了一个细节，残片的材质、纹理，甚至是裂纹的走向。”
我想了一会儿，依然疑惑，只好说道：“常哥，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
常勇说道：“其实，修复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技艺多么高超、科技多么发达，修复都不可能让那些文物回到出世时的那一刻，永远都回不去！所以，我们必须妥协于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打磨。妥协的方法有很多种，妥协于修复材质的不可替代性，妥协于气候、地理条件的不可复原性，妥协于传统技艺的失传和失真……这一点，你应该深有体会。我看过你的修复过程，你的技艺的确十分高超，甚至很多方法我都没见过，我相信，你那一套看似笨拙繁琐的方法，一定是某个历史时代传承下来的古法。只有古法，才追求道法自然！只不过，你看重的，其实是修复的还原真实度，就是尽最大可能让修复的东西回归它当初的样子，至于它周遭的事物是什么样子，你也许根本就没有留意过。但我和你不同，与修复的真实度相比，我更在意的是修复的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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