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在中国最具有标本的意义，它是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的地方，也是中国最真实的存在。走在年关的关东县城，刘连舟不时会被那种热闹的喜庆气氛所感染。随着年关将近人越来越多，市场也越来越红火。
秋红玉每天回家都会买一些东西，那种过年的喜庆也裹挟着她。她和女儿都放了假，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准备过年，打扫布置家里，给一家人买衣服，给父母买礼物，给自己做头发，做美容，很是享受县城老师放假的快乐。
但刘连舟还不能回，学校高三的课要补到腊月二十六，往大里说老师们也算一种奉献，可往小处说也是一种福利。这种集体补课，就是求得一种心理安稳，学生和老师的心其实都有些乱。虽然给老师的补课费一提再提，老师们补课的热情并不高。不过对刘连舟来说，补十天课能有几百元的收入，想想这钱是没有理由拒绝的。而这钱不光他们补课老师有，带班的领导们也有，刘连舟现在除了带语文课，也是年级组的一名副组长，也算半个带班领导，除了补课的钱，额外还有100元的，所以对补课这事他是看得重的。
副组长是这学期才当上的，他是从高二跟着这届学生升到高三的。到了高中后，对于用分数和金钱的管理，他已完全接受。对高中来说，学生要的就是分数，老师要的就是金钱，这都是极实在的事情，学生的学习就是用金钱换分数，老师的教学就是用分数换金钱。当然在这种交换中，也有师道传承，有授业解惑，有所谓的人生奋斗。
高中是梦想最为明朗的成长期，也是最为现实的成长期。而生活和工作变得现实后，一切就变得很平静了。刘连舟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什么而生气，还能有什么生气的地方？每天虽然具体的事情也多，但所有具体事情说到深处就是权力的大小和利益的分配。成了年级副组长后，对年级的事有了发言权，但还不具有决定权，更不是校委会成员，所以对学校的事也就没有发言权，说了没用，也就不说什么。
比如今天是高三年级在放假前的最后一次检测，也算对这一学期的一个教学小结，算是年级的大事，也是学校的大事，刘连舟作为具体的实施者，自然有不少的事要操心。监考、试场他昨天已安排好了，而且也通知到相关教师，但来校后被通知有三位老师突然有事请假了。反映上去后，教务处的意思是让年级组与其他年级协调一下，调三名老师来监考。这协调的事就落在刘连舟的身上，他先同一年级组长说，一年级说他们今天请假的老师也多，人不好抽。于是他又同二年级组长说，二年级人到有但组长说拿不了主意，要他同二年级的分管领导讲。
高二的分管领导是闫副校长，刘连舟觉得由自己给闫副校长说有些不妥，就转回来给组长讲了，意思想让他去给闫副校长说。组长显得不耐烦，让他直接去找就行。结果闫副校长的意思是高二也有个考试的，高一年级怎么能没有三个人，就让他去给一年级分管领导讲。
刘连舟一看皮球又被踢回来了，气的回去给组长讲他协调不了。组长也气，直接给高三年级领导，也就是学校的李书记讲了。李书记也是火气大的人，说这事麻烦别人干啥，再没人叫教务处几个干事去。说着给教务处打了电话，最后还是两干事加上刘连舟顶了请假老师的监考任务。
可让连舟去找别的年级组要人的事是教务主任讲的，结果还落在教务处身上，教务处的干事不高兴，主任不高兴，刘连舟更是。想想这过程心里不由窝火，可这火还没处发。
监考完后，老师们收了卷子往年级组一放，都走人了。刘连舟还得为阅卷的事安排，安排时就觉得自己当这副组长真不值。可不值还得干，自己这副组长是最底层的管理者，学校的每个处室都会给年级组安排事情，而年级组这儿又是条块化管理，自己上面有组长，组长上面有分管领导，一件看似很简单的事，协调起来并不易，不易的原因不是事情有多复杂，而是自己人轻言微，总被别人当皮球踢，真还不如当个普通教师的好。
回家给秋红玉说时，秋红玉说他们校长讲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学校也是官场，地位高的还不是从地位低的上来，别说主任了，就一个备课组长大家也争的。劝他还是要忍忍，真再做回普通教师了要想当主任，当校长就不可能了。而且为当这个副组长，也是找了人的，现在真不干了，不是白弄了么？
对刘连舟的气，秋红玉有些嘲讽的说是他同校长的关系还不近。说她是看来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同一把手的关系不好，不论当啥都不会太顺，也没什么好结果。就让他想法要与校长搞好关系。听秋红玉的意思还是要他继续上，不就是受了点委屈吗？以为当教师就没有委屈了？
秋红玉这几年在实验小学同校长走得近，这近让刘连舟心里常有气，甚至有莫名的醋意。但与校长的靠近让秋红玉成了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用她的话讲也进了班子，说起他们学校倒有一种主人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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