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愚同明白的，这种把自己挤压，离天堂越来越远的过程却是种人生的方向。
因为教育志就是要用他们的名字来标记。那些普通的教师，那些几十年呆在一个学校，那些丢了右手用左手练写字的教师，那些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的教师，他们却不能在这本教育志中被提及。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体，虽然教育就是由他们来搞。
愚同不时会想，是什么原因让一群人中的个别人与大家区分开来？从一名普通的教师成为主任，成为校长，成为专干，成为股长，成为局长，最终就成为了那个与教育越来越远的人。这个轨迹为何又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的方向？而且把这种方向视为一种有理想，有抱负，干成事的标志。
这种方向倒底是他们把教育干的更好，还是他们离教育更远呢？当然，现实的讲，这些人成为教育的组织者、管理者，对教育担负着更大责任，他们应该成为教育志的标记。
可当他们成为教育的标记时，普通教师在教育志中如何安放？教育的本质在他们身上。
想到这些时，愚同会笑自己，因为这本身不应成为问题的，历史虽是人民创造的，可要用英雄来书写。
所以英雄只能成为人民的代表，人民也只能由英雄代表。可纵观这25年的教育变化，改变教育的力量，或者说教育得以改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是大家的努力吗？当然是，但所有人都清楚，只有努力是改变不了的。首要的是这个社会的整体进步，整体发展。在这个发展中，所谓情怀，其实是很煽情的东西，即便是最艰苦的地方，一个人从农民成为一名民办教师，通过招转或考学成为教师，都是利益选择的结果，是生存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其他。
而后的种种变化也都离不开这种利益的权衡，比如为转正、争荣誉、忙调动、争职位、争职称等而有的努力与争斗，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面，也体现于为各自私利而有的许多可叹可笑的事情上。
其实，即使他们在成为燃烧的蜡烛时是自愿的，但也是利益权衡下的选择，是他们也与周围人比较，与其他行业比较，与自己可能有的其他人生道路比较后的结果，一切没有逃出利益的估算。
他们是一群可敬的老师，但也是一群普通的人，与农民、工人及其他职业者没有差别的人。而那些从这群普通教师中脱颖而出的，与教育越来越远的组织者、管理者，不过就是在这种种利益选择争取中的获胜者。这种获胜来自于他们的能力与抱负，但更来自于他们在这个时代的种种机缘巧合。
见这些老师越多后，慢慢明白他们只是处在不同的节点与岗位，他们相互间团结也互爱，但也相互挤兑、排挤、打压、竞争、斗争，而这一切最终糅合成今天的教育现状。所以对这些老师简单的感动、赞美与评价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共同的规则中，这个规则从大的方面是公平的，你为国家服务，国家保护你的生存与发展权益。为此国家设置了不同的利益岗位，并为每个岗位规定了相应的条件，但不能保证每个符合条件的人都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岗位，也不能保证得到一定岗位的人每个条件都符合，但大体的公平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很好的理解与判断很多事情。
随着越深入的了解，愚同对这个庞大的教育体系，越能以客观的心态面对。每一项政策出来后，总有受益的人，也总有吃亏的人，即使是再公平再好的政策都会如此。放在更长的时间里，更大的范围内，你所谓的吃亏，不公往往就不值一提了。而对于不同的岗位与节点，首先是大家共同组成这个系统的，所以这种不同很难说哪个点是重要的，哪个点可有可无。对于太多的节点，也多是自己权衡后选取的于自己有利的点。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太多的选择权，所以太多的点既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更是一种现实的多种因素综合的被动结果
每个点所代表的职位上都有相应的工作，相应的责任。对一个人公平的看待之法，不是看他得到这个位置时所采取的手段是否正当，所依赖的因素是否合理合法合情，而是看他能否承担这个职位上的工作，尽到相应的责任，过多地去讨论他选择不同点时采用的手段是不理性和明智的。
从更大的背景看，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如同教育本身一样。如果一味的纠结于这些得到的手段中，就会看不见教育本身。
这让愚同不由想他们几个人的命运，从当年阳湾聚首开始，说他们都非到阳湾去是不现实的，而是每个人结合自身的条件以及形成的社会关系，他们去阳湾是最好的结果。在阳湾，他们每个人呆的时间不同，不是说呆的时间长的就更爱阳湾，不是说走得早的就有更大的私利追求。
春华去了铜镜，其实铜镜比阳湾的条件还差些，可铜镜有一个特点，离关南近，而春华嫁给了一个外县的教师，就是她与大家最不同的地方，这点影响着她的选择。唐丽丽和莫船甚至选择了离开体制，虽然两人离开的原因和目的不同，但离开并不证明他们不爱教育，只是他们内心中有对教育不同的理解。但有对教育不同理解的人多了，并不是谁都可以离开，这又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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