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三姓寨乡一夜之间换了天，解放了。
消灭地方恶势力武装的是贺胡子贺龙的红军队伍。
红军从大别山转战至鄂西北，从武当山经过神农架穿插至三姓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就让三姓寨乡改朝换代了。
乡公所牌子换了，换成三姓寨乡苏维埃工农政府，这也是鄂西北第一个苏维埃工农政府。
杨浩宇的爷爷那晚正好在乡公所值班，毫无防范地就被抓了起来。
留守的红军关了杨浩宇爷爷半个月的禁闭，便放他回家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伪政府乡公所的普通办事人员，而且从没有做过什么杀人放火、伤天害理之事。
他爷爷到家时，门依旧还锁着，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知道家人还在白柳树垭等他汇合。
在去寻找的半路上，恰好遇见了正带着全家人往家里赶的丢魂落魄的奶奶。
杨浩宇的爷爷那时候沮丧到了极点。
他万万都没有想到，自己追随了多年的偶像蒋委员长，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到底去了哪里呢？
直到最后一刻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他却不得而知。
百思不得其解的爷爷足足卧床了一个月。
期间，藏匿于山林的反共力量纠结在一起，乘贺老总的队伍已经撤走，而苏维埃政府刚刚建立，根基不稳，武装力量相对薄弱的时候，反扑了过来，顷刻就颠覆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府。
紧接着这帮乌合之众又被庐陵县的红军驻军赶过来把他们赶走，逃到了重庆。
在那一年时间内，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处偏远的三姓寨一直处于颠簸动荡的政权更迭之中。
但杨浩宇的爷爷再也没有激情从事他年轻时所认定的事业了。
所以当那些反共分子和他过去的同僚邀他再度出山时，看清了革命形势的他婉言谢绝了。
也就是因为他这种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让他后来能得以再次出山进入新政府工作。
当然，这是后话。
刚解放时，杨浩宇的爷爷因为过去的从业经历，不断地接受各种审讯，甚至还被批斗。
三姓寨被彻底解放后，新的乡政府紧接着就成立了。
满乡上下红旗招展，翻身的穷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奔走相告。
农会也成立了，杨浩宇家的老宅子和土地都被分掉了。
宅子的一部分成了大队部和保管室。
家里的钱财被打了一个收条后交到了乡政府，下浜的上百亩地也分到了过去的佃户和长工手中。
批斗也接踵而来。
杨浩宇的爷爷和三爷，还有韩民保，和其他一些小地主及反动分子天天被架上树棍与葛藤绑成的十字架，戴上报纸糊成的高帽子，四脚八叉地四处游行，接受人民的批斗。
当从地主们仓库里分来的粮食眼看就要被吃光了时，处于狂热中的人们才想着那么多的土地还是荒着的。
他们也逐渐意识到，批斗这玩意是当不了饭吃的。
于是便匆匆地在官坪村人民公社大礼堂后的一个平坝上召开了一个公审大会。
现场枪毙了三姓寨乡解放前那几个罪大恶极、又不行善积德的几个地主恶霸。
其他受批斗的人死罪是免了，但必须接受劳动改造。
杨浩宇的爷爷奶奶开始接受劳动改造。
杨浩宇的曾祖母受不了接二连三的变故，刚解放没多久，她就抛下杨浩宇的曾祖父和年幼的幺爷去了。
杨浩宇的曾祖父老来得子，本是件喜事，可曾祖母这一走，家里如雪上加霜。
神情恍惚的爷爷每天挖田挑粪，接受着改造。
杨浩宇的奶奶拖着他才几岁的幺爷和两岁多的父亲，怀里是刚出生的二爹……
就算是那样，她也得下地劳动。
杨浩宇曾祖父前半生的行善积德终于给他的后代带来了福报。
正是乡亲们暗中对他们的帮助，他爷爷奶奶才没有被困难压垮。
杨浩宇的奶奶一生都很乐观。
奶奶天生好嗓子，但却不认得字。
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扁担大的一字认不到一箩筐。”
但他奶奶的记忆力却很超群。
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会唱多少首歌，那些冗长的歌词又都是怎么记住了的。
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人们劳动累了，坐在地头抽担旱烟时，便会有人叫嚷：“张家姐！唱一个吧！”
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也都会应声附和。
杨浩宇的奶奶刚开始是不敢开腔唱歌的。
一个地主的婆娘，还正在接受改造哩，怎么能唱歌呢？！
可翻身解放后新上任的队长忠财伯也好这一口，就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许了。
于是，杨浩宇的奶奶便唱花鼓歌，唱薅草锣鼓，唱十姊妹、拉郎配……
这一唱不打紧，乡亲们听上瘾了以至于每天干活累了歇息的时候都要听！
直到有一天，三姓寨公社的王书记带着庐陵县县里的工作队到官坪村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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