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的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史籍的整理，存在着积极因素，值得借鉴和重视。孔子有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渊博的学识，这为他创立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强调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杞、宋保存的夏、殷的文献太少，不足以详实夏、殷的历史。如果史料不足，宁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论语·尧曰》中就征引了《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并不言及尧、舜以上，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掌握的有关尧、舜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匮缺，即使有也多属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当时并不具备考古发掘资料的条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孔子这种治史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说明他支持孔子所持的这种慎重态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在品评人物和事件时，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 首先，孔子评价人物是为了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其次，孔子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着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着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弟子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
孔子弟子宰我：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弟子子贡：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
战国思想家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思想家荀子：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雄，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
汉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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