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各级官员必须经过甄别选拔，该审判的审判，该流放的流放，该处决的处决，恶霸豪强土司全部都要清扫干净，恢复社会治安的稳定。
而原驻守云南的明军被全部整编，经过人民军考核通过的，再进行新兵训练和思想教育洗礼，然后改编成云南边防部队，驻守要点和边境。没通过考核的全部分流到各行业从事其他工作。通过初步考核的二万多明军经过训练可以整编成四个边防旅，这样主力部队可以在半年后抽出三个旅投入贵州平乱。
云南的社会制度改革和基层建设艰难的起步了，教育工作团开办了大批汉语学校，华夏银行和大批华记商行的工作团进入云南带来了海量的资金和技术、设备，进行第一批的产业开发，道路桥梁建设，打通了交趾和云南的陆路水路交通运输线，并且通过金沙江打通了和攀枝花、成都、重庆、石柱根据地的水路联系，人员物资源源不断进入云南，土产、矿石也源源不断运至华夏各地和大明，内河航运和马邦货运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各族百姓的生活慢慢好转，彩云之南焕发出了自己的光彩。
九月底，云南的交接工作基本上完成，和交趾省、广西根据地连、缅北省连成了一片，西南形势彻底扭转，叛乱的贵州土司成了瓮中之鳖，随时处于人民军的兵锋之下，末日即将来临！
贵州叛乱的首脑水西安氏家族从蜀汉建兴元年（223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世长水西，共1474年。在水西根基深，兵力最强，地域最大。以往西南平叛，明朝无不依靠水西，没想到安氏早已蓄谋叛乱，而且兵力规模巨大，一千多年积蓄的实力不是闹着玩的，现在虽然缩回了祖地，但是实力未损，一直与包围水西的石柱白杆兵、朱燮元的明军对峙，以谈判为借口拖延时间，等待与云南的普名声叛乱呼应，没想到普名声叛乱被人民军快速平定，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大海，连个响都没有听到就沉没了。
原本历史上的奢安之乱指的是明朝后期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同知安邦彦的叛乱，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
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起兵。战争从天启元年（1621年）至崇祯年间，直到崇祯六七年安氏战败同意朝廷的处置方案才结束，但是并没有彻底摧毁叛乱的土司的根基，安氏一直持续到了满清康熙中后期才被康麻子根除，还要再延续六七十年。
历史上奢安之乱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战乱中，四川巡抚徐可求死难，贵州巡抚王三善死难，被称作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兵败自刎，贵州总兵阵亡于贵阳城下。最后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石柱总兵秦良玉、四川总兵杜文焕等平定。
其中兵围贵阳一役，贵阳百姓基本上死绝，安氏狼子野心，凶残恶毒，对贵阳的各民族和汉族实施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死难近百万人，罪恶滔天，是李天必须除掉的毒瘤，为长治久安计，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从根本上铲除安氏，作乱者死！一个不留才能震慑各族土司，才能彻底打消叛乱带给各族土司头人的勃勃野心！
历史永远是让后人看得咬牙切齿，心有不甘，要是当初不这样，肯定就不至于那样的感慨比比皆是。可惜事后诸葛亮并不高明，两千多年的《战国策·赵策一》就曾经教导我们：“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比喻人们应当牢记以前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行事的借鉴。民间则把它演化的更加通俗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在我看来，历史可以评论和批判，但是更多是用来警示和反思当下的行为。但是有些东西则并不是简单看表面就可以解决。
很多事情看似无关紧要，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蝴蝶效应才那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对于汉族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做出的分析的人很多，历史也有了它的定论。
历史上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辽东边事告急，朝廷征檄川兵援助。奢崇明遂上疏请兵三万赴辽。九月，奢崇明先遣其部将樊龙、樊虎率兵一万应征，行抵重庆。
四川巡抚徐可求赴渝亲自点核人数，见奢军超都过多(原准出兵三千)，于是汰其老弱，克扣军饷。樊龙等不满，起兵反明，杀巡抚徐可求及道、府参政、总兵等二十余员，迅速占领了重庆。
奢崇明在永宁闻樊龙等重庆事起，立即同其子奢寅率兵出发接应，一路走义、綦江，一路走泸州、江安，汇集渝夔兵力，围攻成都。奢崇明自封大梁王，并设立丞相以下官属，与朱明王朝分庭抗礼。顿时，全蜀为之震动。明廷诏命四川左布政使朱爕元督师守城抗战。
朱爕元率领三千成都卫军，与奢军展开攻坚战，多次打退‘奢’军的进攻。明军大破奢崇明的革牌军，火烧蓬荜垒，炮石吕公车，使奢军攻城百余日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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