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这话一出，就盯着陈大看。陈大不慌不忙的问：“谢队长，你是新上任重案中队的中队长，这也是你第1次经手侦办的命案，我想你对案情应该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就由你来回答局长，一定要实事求是！”
问题答的滴水不漏，显然陈大并不想回答，其实陈大很清楚这个案子动手的人有没有确定。但是他就是让谢队长来回答，他好根据谢队长的回答灵活应对。
这就苦了谢队长，因为案情他十分清楚，陈大也非常清楚。这个案子里面动手的人有好几个，但具体谁捅得致命伤，一直也搞不清楚。
由于受害人已经死了，而受害者一方的两个目击证人又先于受害人逃跑，所以到底疯牛一方，谁下的死手，已经无从查证。
犯罪嫌疑人肯定不会自己来，自证罪行。如果这个案件定性为故意伤害致死的话，那就一定要找出那个捅了致命伤的人，否则这个案件就不能就此告破。
没有主犯，只有几个小角色，如果就此宣告破案的话，谢队长也吃不准，上面的领导会不会认可。
现在陈大把皮球踢给了他，而他作为重案中队的中队长，又不能不接。因为他无法再将皮球往下踢了，这起案件的主要办案民警并没有指定，也没有办法指定。
因为整个过程都在找人抓人审人，大家都是连轴转。这案件并没有像以往的命案那样设立侦办指挥部，同时设立专案内勤。
而按照命案侦办的惯例，案件的专案内勤就是这个案件的主办民警。到局长开这个分析会，还没有指定专案内勤，而这个时候谢队长就成了第一责任人。
谢队长此时要找个民警出来作为专案内勤，那是谁也不敢应这个差事的，因为大家一眼都能看出来，这就是个背锅的差事。
谢队长扫视了一眼我们中队的人，大家纷纷避开他的目光。此时他也清楚，他作为中队长，那是责无旁贷了。
于是他拿起案卷复印件，装模作样的翻了几下，然后清清嗓子回答：“局长同志，陈大，这个案子我们一共抓了13个人。受害者一方两个人，其余都是疯牛一方的人，目前受害者一方的两个人可以排除动了手。他们的犯罪嫌疑就是参与到这起斗殴中来，而且作用就是呼应联络。如果定性为聚众斗殴，那这两个人定罪量刑是毫无问题，但是定性为故意伤害，被伤害的一方是他们自己人，那这两个人就是无罪的，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剩下的11个人，从目前的证据看，他们手里都有作案工具。分别是钢管，砍刀，我们能收集的物证都已经收集。技术中队也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处理，特别是对砍刀进行了特别的化验。目前砍刀的刀刃上没有化验出死者的DNA信息，这一点技术中队的同志可以进行印证。所以死者身上的致命伤为何人所至，目前没有有力的证据。但是我相信肯定逃不出这11个人，甚至我怀疑就是主犯疯牛所为。”
说到这里，谢队长顿了顿，然后喝一口茶，再整理一下思路。其实他就这个案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看似回答了局长的问题，但是又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局长眉头紧皱的，看着谢队长，问：“我要问的就是，动手的人是否已经找到，主犯有没有包含在这些人里面？其他的分析你就不用再在这里复述了，这是要向检察院和法院说明的，我们专案分析会上不做展开汇报！”
局长的话已经颇为严厉，显然他对谢队长的回答不满意。
谢队长尴尬的一笑，道：“由于无法确定具体致命伤是谁导致的，我们不能认定这起案子的具体动手人是谁！只能说这11个人都有重大嫌疑，但是要说谁是主犯，特别是定性为伤害案子的情况下，这个难度就有些大了！”
陈大也立即补充：“局长同志，谢队长说的也是实情，我们侦办这个案件，如果照聚众斗殴的方向进行侦办，那么目前的主犯已经确定。而且不止一个，分别是疯牛和三哥，另一方则是死者和忠哥。如果以故意伤害来定性，这样需要确定主犯就非常困难，证据太欠缺了！”
局长严厉的说：“看来你们刑大的工作还是存在问题，案件的审讯工作不够给力。这案件已经过去三天了，你们居然连谁拿刀捅人都搞不清楚。看来你们的审讯工作已经跟不上侦办的要求了，是不是最近刑大提拔重用的同志太多，让你们的审讯人才出现了断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要建议局党委好好研究一下，对刑大的人才进行合理的优化，让一些能关键时刻拿得出的同志顶上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听你们摆困难，讲条件！”
这话看似说给我们刑大所有的兄弟听，其实也是对陈大和谢队长的不满。
此时陈大和谢队长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满眼是焦急的表情。
陈大立即圆话：“局长同志，这件事情首先是我的责任。我在取证的时候单纯强调了抓人和找人，而忽视了对已经找到的人的审讯工作。致使好些证据材料还不能进行很好的挖掘和串联，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失，我们办案的同志都需要进行检讨。我认为局长同志提出的想法非常重要，我们要加强对现有的证据的挖掘和固定，加大审讯力度，一定要把案件的主犯挖出出来。而不是任由这些犯罪嫌疑人在那里抵赖，影响案件的侦办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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