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 ，号禹斋 ，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母为贵妃李氏。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6岁被立为太子，并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即位。
因明王朝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危机四伏，朝事主要依靠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其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 。
朱翊钧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 。
后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 。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后金政权建立，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之间的战争。
朱翊钧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病死，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于定陵。
朱翊钧在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促使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间十年其由勤变懒，加之沉溺酒色、财货的病态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
后人评论朱翊钧“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但朱翊钧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在骨干朝臣的辅助下，明朝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颓态，且明朝万历年间先后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
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 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
然而当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
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
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
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
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明神宗冯保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爱。
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
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
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 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 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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