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字懋明，籍贯江西吉安吉水县，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公元1604年）中进士，初任泾县知县。壬子年（公元1612年）晋升为御史，并担任浙江巡按御史，以刚正不阿闻名。当时，士大夫们党争已然开始，那些小人势力攻击东林党和来自西北部的诸位正直大臣，李邦华作为邹元标（谥号忠介）的门生且同乡，受到诸多猜忌。但他坚持是非分明，毫不妥协，因此成为流言蜚语的焦点，与周起元等五人被小人诬称为“五鬼”。不久，方从哲（德清人）掌权，对东林党和西北派的打击日益加剧，有人劝李邦华稍作妥协，他断然拒绝，表示：“宁为坚守原则的孤直之人，不做反复无常的小人。”当时朝廷舆论对他的敌意愈发强烈。丁巳年（公元1617年），李邦华因病辞去山东参政之职。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朝廷起用在家的李邦华为光禄少卿，但他多次以病为由请求离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他升任佥都御史，兼任天津巡抚，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进一步升任兵部右侍郎，但不久又因病辞职。当时，魏忠贤权倾朝野，与崔呈秀等人密谋将众多正直之士一网打尽，编纂了《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黑名单。在《天鉴录》中，李邦华的名字赫然在列。蓟辽督师孙承宗手握重兵在外，请求入京面奏边防事宜，有人谣传孙承宗将以武力干预朝政，而李邦华为其内应。魏忠贤闻讯惊惧，假借圣旨迫使孙承宗返回边关。御史倪文焕趁机上疏弹劾李邦华为东林党死党，李邦华因此被革职，贬谪至岭南。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朝廷起用李邦华为工部左侍郎，随即又委任他督理河道，不久又升任兵部右侍郎，但因病再度离职。己巳年（公元1629年），李邦华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期间因丁忧离职。癸未年（公元1643年），李邦华起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两次上疏坚辞不受。他听说京城形势危急，辞别家人时，写下文告祭奠先祖临淮王，誓言以身殉国。此时，李自成贼军攻陷武昌，迅速逼近江西，李邦华上奏保江南之策。他认为长江犹如衣带，保卫九江、固守安庆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依赖这些，应当增兵扼守险要，令江南巡抚驻守九江，贵州巡抚驻守吉安，以此增强防线的稳固。他还强调东部地区应积极策应，责任在于监司官员。崇祯帝对此策略表示赞赏并采纳。
适逢都察院掌院刘宗周因救援科臣熊开元而触怒崇祯帝，被罢免官职，朝臣普遍认为都察院总宪一职非德高望重的老臣不能胜任，于皇帝是特地选任李邦华为左都御史接替刘宗周。李邦华任职后，严格遵守监察法规，严禁馈赠贿赂，上疏推荐成勇、叶廷秀等人，称赞他们清廉有节，堪当大任。甲申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贼军攻势猛烈，崇祯帝每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李邦华秘密上奏建议崇祯帝坚守天下社稷，效仿宋仁宗的故事，命皇太子留守北京，同时又秘密上奏请求分封两位皇子至江南，以增强东南地区的实力。崇祯帝对此深感触动。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提议南迁，遭到科臣光时亨的弹劾，引发朝议议论纷纷。最终，南迁及监国分封之议都被搁置，局势也彻底陷入无法挽回的地步。
到了三月十五日，贼军已逼近京师，李邦华急忙赶往内阁，请求发放国库资金，召集在京官员、乡绅及普通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全部参与守城，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冒着箭雨坚守城墙。然而，首辅魏藻德仍悠闲度日，等待良久也不见其采取行动，出来后只是敷衍说：“事情未必如此严重，老先生暂且稍候。”李邦华听后声色俱厉，痛哭流涕地陈述局势之严峻，但魏藻德始终未能醒悟。十八日，贼军猛攻京城，京城内兵力匮乏、粮饷短缺，疲惫的士兵勉强守卫城垣，而宦官专权，城内充斥着叛徒细作。李邦华的建议未能实施，他仍亲自率领御史们上城巡视，但宦官们用箭矢和石块阻止他们，巡查不久便被迫停止。当日，李邦华在路上偶遇太常寺卿吴麟征，两人握手洒泪，共同立誓以身殉国。
十九日，李邦华得知崇祯帝自缢的消息，面向南方痛哭，携带官印、官服、官帽进入吉安会同馆，向文天祥雕像深深行礼，赋绝命诗一首，其中有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又自述其生平：“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遭国不造，空负名谟；临危授命，庶无媿吾。君恩莫报，鉴此痴愚。”写完后，李邦华自缢身亡。五日后其遗体才得以收殓。
李邦华性格耿直，寡言少笑，生活简朴，举止庄重，为官四十余载，注重名节，廉洁自律，始终保持清贫的生活状态，虽然位高权重，被世人尊为楷模，但他始终谦逊低调，不喜张扬。面对国家危难，他立场坚定，如山岳般不可动摇。南明朝廷追赠李邦华为吏部尚书，赐谥“忠文”，并将其供奉于旌忠祠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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