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号尊五，出身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他为人高洁傲气，胸怀壮志，不拘泥于琐碎细节，每当与人谈论义侠之事，内心便充满向往。他认为男子汉对自己应当有所期待，要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那样英勇，平时时刻牢记以马革裹尸为荣，对于那些只会空谈的人，是不需要去理会的。
他自比为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始终抱持着“马革裹尸”的信念，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当如此期待自己的人生，而非仅满足于安逸享乐。
天启辛酉、壬戌年（公元1626年、1627年），王家彦连续通过乡试与会试。初入仕途，被任命为开化县知县。到任后，他召集当地父老，对他们说：“古人将刺史、县令视为直接关乎百姓利益的官员，其责任重大。如今我奉天子之命治理此地，期望与各位共同开启新的局面。希望大家能认真听取我的教诲，切勿傲慢违逆，以免招致灾祸。”众人纷纷表示赞同。任职一年间，王家彦推行有利于民众的各项政策，凡是不利于百姓的地方立即予以调整。无论远近，民众都异口同声称赞他是位如同神明般贤明的县令。
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王家彦参与省考的地方分考，决心选拔真正的人才以报效朝廷。面对众多考生，他感慨道：“鱼目混杂其中，就难以辨识真正的明珠；看似美玉的琼琚，实则可能只是碧绿的石头。然而，只要秉持公正明察之心，何愁不能分辨优劣？”考试结束后，唯有王家彦所选拔的士子声名显着。天启乙丑年（公元1625年），他调任兰溪县，施行仁政，如在开化县一样深得民心，因其卓越政绩而被提升为刑科给事中，后历任工科右给事中、户科左给事中，最终转任都给事中。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王家彦因丁忧离职。服丧期满后，补任吏科给事中。
王家彦在谏官职位上任职十年间，弹劾不避权贵，使得他们不得不收敛行为。当时，福建贼寇刘香老等人在同安镇一带作乱，甚至威胁到省城的安全。对此，王家彦呈上了关于福建海防的奏疏。他指出，按照旧制，朝廷设有卫所军，没有额外的军队，也没有单独的将领，而是由各卫指挥统一管辖，每个寨堡设置号船以便相互联系、协同作战。后来增设了游击将军等官职，使得即使在偏远海域，战船也能保持紧密联系。他认为当前防御策略应恢复原有的卫所军额，并训练民兵以加强海防。这一观点被当时有见识的人视为至理名言。
王家彦尤其关注社会动荡的根源，认为是贪腐的地方官员榨取民脂民膏，导致良民百姓衣食无着，被迫沦为盗贼。为此，他上疏说：“我观察到秦晋地区饥民相互煽动，成群结队流离失所，跨越州县。究其起因，往往源自一乡一邑。如果当时的地方官员能够早做应对，采取周朝关于治理荒年的十二项政策措施，并一一切实实施，或许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四处崩溃的地步。议论者认为，当前这种现象实乃由于朝廷政令所致：对催征赋税急切的官员给予卓越的考核评价，对督责严厉的官员称赞为好官循吏，于是，那些品行恶劣、贪墨腐败之人便得以利用这种环境，如同以无法牢固捆绑的湿润绳索来束缚他们贪婪的欲望。即便有一两位贤明能干的官员，也往往被繁琐的法规条文束缚住手脚，无法施展抱负。即使他们有如召信臣、杜诗般的能力（两位东汉时期的着名地方官，以兴修水利、赈恤百姓着称），也无法像郑侠那样直接上书进言（郑侠，北宋官员，曾画《流民图》直陈时弊）。如今秦、晋之地的祸乱，大抵就是由这些因素累积造成的。现今全国各地并非没有隐忧，三楚之地（湖南、湖北一带）已有民众揭竿而起的苗头，闽越之地（福建浙江一带）也有军事冲突，倘若现在不早做打算，不出五年，必定会发展到与秦、晋同样的严重局面。因此恳请陛下稍微放宽对法律条文的苛刻执行，使得官员们能够放开手脚，全心全意去安抚百姓、维护地方安宁。《诗经》说：“不竞不絿，敷政优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倘若如此，仍有地方官未能切实传达并贯彻上级政令，导致当地治安混乱、盗贼横行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就应当对这些地方守令以“养寇之罪”论处。对于这样的惩处，他们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此疏一出，天下人皆认为这是振兴国家、平定乱世的良策。王家彦累计呈递密封的奏疏百余份，大多关乎民生利弊，旨在裨益改进百姓生活。
崇祯庚辰年（公元140年），王家彦晋升为大理寺丞；一年后，升任左少卿，又改任太仆寺卿。又过一年，晋升为户部侍郎。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协助管理京营事务。此时，国家局势已严重衰败，犹如顽疾缠身，即便是扁鹊、仓公这样的名医再世也无法迅速治愈。尽管如此，王家彦在任期间仍竭力补救，力求各项施政没有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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